把爱化作有效的行动

任何人要做成事情都离不开专业知识和技能、行动力或执行力和工作动力三个要素，专业知识和技能是基础，工作动力即不断前进的内在冲动和激情，则可以在碰到任何困难的时候都有克服并坚持下去的斗志和韧性，而行动力或执行力则是知识基础和坚韧个性得以落实的有效载体或者说抓手。

任何时候，一流的执行力加上三流的点子都比一流的点子加上三流的执行力要好很多，有效的行动是成功的关键，读书、工作、革命都一样。

让我们回顾一百年前，廖仲恺、何香凝两位年青的爱国者如何从赴日求学开始，把他们的爱国情怀化为有效的职业行动，经历从探索救国真理到追随孙中山，从同盟会的普通干部到孙中山晚年最得力助手的艰难而光辉的历程，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一、东渡日本留学的背景

廖仲恺1877年在美国旧金山出生，1893年，由于父亲病故、母亲病倒，廖仲恺只好陪同母亲、与妹妹静仪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国，在曾任香港招商局总办和电报局总办等要职的叔父廖志岗的精心安排下，先后在家乡读私塾和香港皇仁书院读书。1897年廖仲恺与何香凝在广州结婚，1903年先后东渡日本求学。

廖仲恺在美国生活时，正是华人受到种族歧视和压迫情况最严重的时期，开始懂事的仲恺感到难过和气愤，他的脑海里本能地萦绕着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会被外国人看不起受白人欺侮？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父母师友的教育，他慢慢懂得了：这是因为自己的祖国落后、贫弱，怯懦腐败的清政府无力保护自己的侨民。逐步明白了自己的根在中国，萌发了爱国爱乡的情感，逐步成为情感炽热的爱国者。可以说，这种爱国心理，为他日后积极投身革命运动打下了很重要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16岁的廖仲恺突然面临失去父亲、母亲病倒的变故，家庭生活一下子失去了支柱，自己年纪尚轻无力挑起家庭的重担，加上回国后几个月母亲也因病情加重离开了人世。要独立地面对人生，他感到非常迷惘，可以说是内忧外患。

廖仲恺一家回国时，祖国更是处于内忧外患的危急局面，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廖仲恺就在家乡读私塾，这是叔父面对当时清廷科举取士的现实对他人生道路的安排，一年多后，仲恺深感单纯研习国学不足于救国，加上生活在美国的经验和对西方文化的初步了解，“渐觉其途径之非”，在得到叔父的帮助下，遂转往香港皇仁书院读英文、转攻西学。年青的廖仲恺求知欲旺盛、学习刻苦，这样进一步开阔了眼界和思路，也为几年后与香港富商之女何香凝结婚提供了便利条件。

廖仲恺和何香凝结婚后，寄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现海珠区南华西龙溪新街42号）的胞兄廖恩焘家里，这就是后来寓意“人月双清”的“双清楼”，他们在此度过了五年甜蜜的婚后生活。他们婚后情投意合，在生活上互敬互爱，学习上互相勉励。当时，中华民族不少爱国志士都在思考如何救亡图存的问题，很多人把留学看成寻求救国真理的有效途径，并首选维新之后呈现勃勃生机的日本。廖仲恺也决心赴日本留学。何香凝就把自己的嫁妆变卖，尽力助他成行。廖仲恺于1903年1月到了日本，何香凝则于二个多月后抵达，从此他们开始了在日本前后历时八年的留学生活（廖仲恺1909年6月毕业先行回国工作，何香凝则于1911年2月完成学业携子女回国居香港）。 二、留日生活的主要经历

廖仲恺、何香凝到达东京后，先后在多家日本学校就读。他们在东京神田区早稻田大学旁边租了房子住下，开始补习日语。一年后，廖仲恺考进早稻田大学高等政治预科学习，1905年10月离开；1907年春转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读书，1909年6月毕业。何香凝则先在东京女子师范学校预科读书，不久于1904年2月4日在香港诞下女儿梦醒，二个月后，只身回日本继续学业。1906年4月至1908年4月，在东京目白女子大学教育部读博物科。何香凝学习刻苦，学识飞跃进步。期间1907年初因胃溃疡休学，后因怀孕退学。1908年9月在东京生下儿子承志。1909年春继续学业，转入东京本乡女子美术专科学校日本画高等科，直至1911年春毕业，专门学习绘画，接受美术教育。她之转读绘画，是因为课程不太紧张，身体可以承受，还因为“孙中山要在国内组织武装起义，需要起义用的军旗和安民告示的花样、军用票的图案等等，因而需要人设计图案，把它画出来。”后来，辛亥革命时期“起义部队所用的旗帜符号，有一些就是我在孙先生指导下描绘和刺绣缝制的”。后来，美术成为何先生一辈子都非常喜爱和有效的革命武器，再加上伴随终生的努力，成就了她我国现代著名女画家的美名。

在留学期间，他们结识了孙中山，找到了拨开他们思想迷雾的曝光，并逐步开始从事革命活动。1903年8月的一天，廖、何参加一个中国留学生集会，初识孙中山并为他演说的革命道理所吸引，“听得入了神”。几天后，他们就在广东留学生黎仲实的介绍下专门拜访了孙中山，在与孙先生的进一步接触中，对中国积贫积弱太甚，应该发奋图强、彻底革命等道理“很是佩服”，深深地被打动了。他们本来就有强烈的救国愿望和炽热的革命激情，这时更坚定了他们投身民主革命的决心，对孙中山心悦诚服地敬佩和信仰，开始了追随他的革命历程，并为爱国救亡和创建民国付诸实际行动，与黎仲实、苏曼殊等一起在留学生中成立了义勇队，秘密进行军事训练，练习手枪、步枪射击等初步军事技能，为发动武装推翻清朝的斗争做准备。1905年8、9月，何香凝、廖仲恺先后在东京加入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最早会员，何香凝还是第一个女会员，誓言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

廖仲恺加入同盟会以后，参加了由中国同盟会总部的领导工作，担任执行部中的外务部干事，何香凝也为同志们做了大量联络、后勤服务工作，他们的家还曾作为革命党人集会、联络的地点。因为英文水平高，凡有关和西方革命志士联系的事宜，孙中山不亲自出面时，多派廖仲恺去接洽办理。1906年-1909年间，他就三次接受孙中山的委派，中断学业，只身回国从事秘密革命工作，先后在广州、天津、吉林等地活动，参加了广东“黄冈之役”的筹划工作；担任过和法国驻天津屯军参谋长布加卑联系的英文翻译，并以此为名筹设机关，发展革命力量；还在参与办理延吉地区归还祖国的交涉事宜中发挥作用。时值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局势紧张，每一次都冒着极大的风险。

在留学期间，廖仲恺开始了探索早期社会主义理论，何香凝则在妇女解放方面进行了积极的鼓动和宣传。廖仲恺对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派进行了学习、研究和翻译介绍工作，自1905年开始，陆续翻译并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介绍了诸多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成为最早参与探索、翻译、宣传介绍这些理论的中国人，这给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引进了第一道社会主义曙光，也有利于宣传孙中山以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学说。廖用“屠富”、“渊实”的笔名发表这些文章，也表明他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弊病，有“劫富济贫”的思想。而何香凝则于1903年5月在《江苏》杂志上发表了《警告我同胞姐妹》一文，强烈希望中国妇女在国家危难的关头，能觉醒和振作，与男子一起共同担负起保卫国家民族生存的重任，表达了她忧国忧民的思想。此文是她的开山之作，也是中国女权运动的启蒙和萌芽阶段的重要著作。辛亥革命之前，中国女子受教育的很少，能出国留学的更是凤毛麟角，何香凝属少数幸运儿之一，她认识到中国妇女命运的悲惨，既要唤起妇女的自觉，提倡女权，同时明确了占人口半数的女子对国家兴亡亦应负责，因而实际上也起到了为革命宣传的作用。这表明她已逐步成为具有坚定革命意志的新女性，并且以妇女先觉者、以社会主人的姿态引导妇女解放运动，后来成为我国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和杰出领袖，都是在此时奠定了她的坚强、爱国的精神气质的基础。

三、他们的留学生活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