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民革命军的培育者
廖仲恺不仅是一个伟大的政治家，而且是杰出的军事教育家。他是孙中山军事思想的贯彻者和继承者，是国民党军建立的倡导者和培育者，被称为“党军慈母”。他担任过“劳军使”、“军需总监”、“所有各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的党代表和“军事委员会委员”等重要军职。他经历过枪林弹雨的戎马生涯，在东北边陲和南粤疆场，都留下了革命足迹。他在吸取革命斗争失败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决心组织真正的革命武装。
廖仲恺从事政治斗争到认识军事斗争重要性，从依靠旧军队到认识要创立新型革命军的过程，是一个艰苦奋斗的付出重大代价的过程。五四运动给廖仲恺以思想启迪，使他开始认识人民的力量。他认为人民觉醒了，有了权就不怕拥兵的军人，他提出人民应有“创制权”、“复决权”、“罢官权”。在陈炯明叛变后，廖仲恺主张建立一支真正革命军，并为此而奋斗到底。尤其是十月革命的伟大成就，使他深受鼓舞，他决心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建立一支革命军。
孙中山在世时，已开始注意组织真正党军，曾“派廖仲恺与蒋中正组织党军”。孙中山于一九二四年离粤北上时，十一月十一日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各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廖仲恺不负孙中山的厚望，为建立党军夙兴夜寐，惨淡经营，竭忠尽瘁。他和蒋介石于一九二四年九月三日派何应钦筹办本校教导团，十二日任命何应钦兼任教导团团长。十一月二十八日何应钦辞去军校内其他职务，专任教导第一团团长。十二月二十六日教导团第二团成立，由王柏龄任团长。校军至此正式成立，是为国民党党军发韧的基础。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于一九二五年四月十三日发出训令：“查本会第七十七次会议廖党代表提议，请以陆军军官学校教导第一、二团成立党军第一旅，任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兼充旅长，沈应时为第二团团长，全旅仍归校长蒋中正节制调遣，此令。”十四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二十一日成立党军第三团，以钱大钧兼任团长。一九二五年六月十五日大本营召开旅长以上军事会议，廖仲恺阐述了统一军政、民政、财政的重要性。会上决定大本营管辖的军队一律改称国民革命军。七月二十二日，军事委员会正式命令国民革命政府所属各军一律改为国民革命军。 四、广东工农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大革命初期的广东工农运动，不仅是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推动全国革命运动走向高潮的重要力量。广东工农运动之所以能够蓬勃兴起和广泛发展，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因，就是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国民党左派的大力支持和热情帮助。实际上，廖仲恺也是广东工农运动的重要领导人，广东工农运动的历史记载着廖仲恺的卓越见解和杰出贡献。
1、理论上的卓越见解
国共合作后，廖仲恺认真地总结了二十多年革命斗争的经验教训，决心抛弃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幻想，开始把争取革命胜利的希望寄托于工农大众身上，他在革命理论和政治主张方面发生了根本变化。首先，廖仲恺对于工农群众在国民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有了新的认识，开始认识到工农大众是完成反帝反封建革命任务的重要力量。尤为可贵的是，他已初步认识到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这是廖仲恺积极支持革命运动的思想基础和政治基础。其次，廖仲恺已经认识到建立工农革命武装、进行武装斗争是实现国民革命的重要手段。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他不仅主张通过黄埔军校建设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而且主张通过工会组织工农团，通过农民协会组织农团军，建设强大的工农武装作为革命政府的依靠力量，以与帝国主义、地主买办、军阀作斗争。第三，廖仲恺对于工人农民在国家政权中的地位也有了新的认识，提出了建立“一个正式的民主国家”的政治主张。他所要求建立的“民主国家”不是资产阶级一个阶级专政的国家，而是包括工人、农民和资产阶级，即“四万万同胞”共同管理的新型的民主共和国。第四，廖仲恺提出了以对待工农群众的态度划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分水岭的主张，并提出对国民党中的反对工农运动的反革命派实行革命的方针。他大声疾呼：“占我国人口最多的是农工阶级，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消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从上述论述可以看到，大革命时期廖仲恺关于工农运动的理论有了很大的进步和发展，其间闪耀着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家的灿烂光辉。正因为如此，他成为国民党左派的坚强柱石和杰出代表，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亲密战友，成为广东工农运动的重要领导人。
2、实践上的杰出贡献
廖仲恺不仅在理论上和政治上提出了支持工农运动的崭新的观点和主张，而且更为可贵的是，他在斗争实践中认识到，共产党是真正的革命音，是农民运动的领导者和组织者，因而大胆信任和坚决依靠中国共产党人开展农民运动。他在担任农民部长和工农运动各部门的领导工作期间，大胆任用共产党员，把部务分别交给部的秘书、共产党人彭湃和冯菊坡，还让彭湃担任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主任。他和李大钊、毛泽东、苏兆征、邓中夏、林伯渠等著名的共产党人保持着友好、密切的关系，经常一起共商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的大政方针。他还身体力行，经常深入工厂、农村，从事工农运动的实际工作，为广东工农运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表现在：其一，旗帜鲜明地支持广东农民运动，使之取得合法地位并且得以蓬勃发展。在廖仲恺的主持或参与下，广东革命政府先后两次发布了关于农民运动的宣言，制定了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组织法。这些宣言和法规的制定和公布，是他利用政权力量支持农民运动的果敢行动和杰出贡献的集中表现，为中国共产党公开开展农民运动，为广东农民运动的顺利发展，提供了极为重要的有利条件。其二，旗帜鲜明地支持广东工人运动，在省港罢工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廖仲恺对省港大罢工的斗争，给予竭尽全力的支持和帮助。他亲自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经常同共产党人苏兆征、邓中夏等共商罢工斗争策略，具体解决罢工斗争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成为国民党左派支持工人运动的榜样。其三，坚决依靠工农武装抗击商团叛乱和杨刘叛变。在平定商团叛乱的战斗中，廖仲恺亲自指挥农民自卫军作战，为抗击商团叛乱作出了重大贡献。其四，坚决援助农民自卫军反对地主民团的正义斗争。如一九二四年十二月，花县地主民团向花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发动了猖狂的反扑，廖仲恺闻悉此事以后，当即下令花县县长严办民团头子，事后，他又亲自接见受害的农民代表，为他们安排膳宿，向他们表示慰问，并表明惩办祸首的决心。为了加强花县农民自卫军的武装力量，他还亲自指示石井兵工厂，以成本价售给花县农会一批枪支弹药，又从省政府抽出七支驳壳枪赠给花县农会，使花县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从困境中摆脱出来。从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廖仲恺是国民党中全力支持工农运动的典范，是广东工农运动的重要领导人，不傀为中国共产党和工农大众的亲密战友。
五、国民革命政府的理财能手
廖仲恺初涉财政，就显示了很强的理财能力。孙中山在广东第三次建立革命政权后，财政上十分困难。当时广东的财政机关几乎都是为军事目的服务的，除了大本营财政部、广东省财政厅、广州市财政局这样的常设机关外，各军都自设征收机构。湘、桂、滇各军设立“临时军需筹备处”，不受大本营或省、市财政机关管辖。同时，各军还占据地方征税机关，收得钱款后缴交军队。再加上连年征战，革命政权面临着严重的财政团难。廖仲恺作为革命政权的重要领导人，为解决财政困难、统一广东财政作出了巨大努力，显示出较强的理财能力。
1、开源节流
为了“广辟财源”，以供军需及行政费用，廖仲恺主要从以下几方面作工作：第一，设立新的机关积聚钱财。一是在一九二四年一月成立禁烟督办署，贩卖鸦片烟及抽取鸦片烟税，“寓禁于征”； 二是同年三月设广东全省官产清理处、广州市民产保证局，清理官产、公产，投变旗产，处理市产，结束时实际收入共得三百余万元。第二，增收附加。如一九二三年六月，因军用紧急，省署规定番禺、东莞、香山、顺德、新会五属沙田，每亩征收特别军费二毫，限本年早造一次缴清。一九二三年九月，又征烟酒附加二成以充路、学费。第三，争取外援、借款、收回关余。此时期华侨捐款较前锐减。苏联对广东财政的援助，因缺乏具体材料，无从详析。向外国银行、商行借款是广东财政重要来源之一，一九二三年七月至一九二四年六月共借款二百七十八万五千元，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六点八，居第三位；一九二四年七月至一九二五年六月，共借款二百三十三万五千元，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十九点四，居第二位，同期还欠二百五十五万一千元，占支出的百分之二十一。第四，通过私人筹款。如据曾任大本营兵站总监的罗翼群回忆：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间陈炯明叛军大举向广州进犯，滇桂粤各军前线均失利，孙中山、廖仲恺命他星夜向各方亲友筹借港币二万元，交大本营会计司以应前方急需。这种个人借款事例尚缺乏更多资料。第五，发行债券。一九二四年一月，财政部发行有息支付券总额三百万，六月由广州市政厅发行市库券二十万元，财政委员会议决由财政部发行总额二十四万元的短期军需库券，后来发行一百五十万元的有价证券，用于还欠。第六，各行政机关职员减薪。为了筹集军费，孙中山、廖仲恺实行机关减员减薪，如禁烟督办费月支经费已减至二万元，仍令其以一万为限，不得稍有超越。
2、整顿广东财政
为了统一财政，廖仲恺采取了以下具体措施：一是成立统一机构，负责供给军需。为此而成立大本营兵部军需部，专门供给各军饷项；成立大本营筹饷局，统一经理军费的征收筹措。一九二三年七月，又成立统一的广东财政委员会，由廖仲恺、叶恭绰任主席委员。一九二四年二月，成立税捐整理处。同月，成立中央军需处，各军饷粮悉数拨归该处。二是编制预算。一九二三年七月，廖仲恺令广东省各机关编造年度岁入岁出预算书，制订审核制度。八月，财政部又组成预算委员会专司此事，严格控制行政机关的支出。三是统一西江财政。在平定沈鸿英叛乱的西江战事结束后，一九二三年九月，孙中山、廖仲恺下令撤去大本营驻江门办事处、西江筹饷局，设立西江善后督办处、西江财政整理处，由省署委员督办。命令所有驻西江一带海陆军，由西江善后督办处核定人数，呈军政部认定饷项，由西江财政整理处按额支付。四是禁止承商招揽军队占据税收。五是整顿广东金融。一九二四年八月，成立中央银行，作为统一金融机关。孙中山、廖仲恺命令所有署辖属各机关出纳，纯用银行纸币，收支存款均应转存中央银行。并以广东盐税收入保持中央银行信用。六是明令禁止军队擅抽杂捐。
一九二五年六月平定杨希闵、刘震寰滇桂军叛乱之后，统一广东财政才成为可能。国民政府成立，廖仲恺任政府委员兼任财政部长、军务委员及省财政厅长，遂又实行了一系列财政的措施，主要有：一、悉数取消苛细杂捐；二、取消军队原来所征收的“保护费”；三、统一度支，命令收回各军占据的一切财政机关，以资整理。四、各军饷项移交财政部接管。五、统一财政机关。正当廖仲恺大刀阔斧开展工作、广东财政统一日渐可期之际，一九二五年八月二十日，卑鄙暗杀者的罪恶子弹夺去了廖仲恺正当盛年的生命。这不仅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一大损失，也是对国民政府统一军政、财政的重大打击。广东财政的初步统一，为广东革命政府的作战提供了可靠的保证，而且也适当地减轻了人民的负担。后来连汪精卫、蒋介石也充分肯定了这一措施。正是廖仲恺为统一广东财政作出巨大的努力，才为后来的北伐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此外，廖仲恺在理财的数年里中，始终克己奉法，廉洁自守，“署中无一私人，取受无一私财。”何香凝曾说：廖仲恺一生，“不怕死，不要钱，可以对得起国民”。这概括了廖仲恺无私无畏的高尚人格。
廖仲恺的晚年活动是他毕生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在国民党内身兼数职，主要有：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委常务委员、工人部长、大本营筹饷总局总办、黄埔军校筹备委员会代理委员长、法制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长、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央军需总监、大本营财政部长、中央银行董事、广东省财政厅长、革命委员会委员兼秘书、所有党军和各军官及讲武堂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参议、农民部长等要职。孙中山逝世后，他成为国民党领袖中坚持三大政策、支撑革命局面的顶梁柱。他忠实执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积极促成国民党的改组，实现国共合作，形成了革命政权的领导核心；他努力办好黄埔军校，组建革命军，坚决平息反动势力的武装叛乱，为巩固广东策源地和东征、北伐事业贡献了巨大力量；他高举爱国主义旗帜，维护国家主权，发动工农运动，组织工农武装，加强了广东革命政权的基础；他为统一广东财政，开源节流，支援革命战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他为广东革命根据地创建起了奠基者和开路先锋的作用。可以说，在民主革命家中，对这些方面的重大贡献，除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之外，廖仲恺的功绩是最为卓著的，他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建树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