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是中国近现代史上一位伟大的爱国主义者，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共产党的挚友，著名的政治活动家。他毕生追随孙中山从事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参加过辛亥革命、护法运动及国民革命，为中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和富强奋斗不息，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特别是在其晚年，他由旧三民主义的奉行者转变为新三民主义的坚决支持者和执行者，实现了革命思想的根本转变，从旧民主主义飞跃到新民主主义，达到了他一生中革命思想发展的顶峰。概括起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廖仲恺的光辉业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第一功臣
在第一次国共两党合作的整个历史进程中，廖仲恺在孙中山的领导下，为筹建和实行首次国共合作以及竭力维护国共合作的革命成果，进行了艰苦奋斗，作出了杰出贡献。对于促成、巩固和发展第一次国共合作，他起的作用仅次于孙中山，是首屈一指的革命功臣。
1、第一次国共合作的不倦探索者
二十世纪初，廖仲恺就参与了中国人民最早对社会主义的探索。他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声中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在这期间，孙中山与列宁和苏俄政府之间多次函电来往，都是由廖仲恺和宋庆龄、朱执信分组起草的。一九一九年廖仲恺在上海开始和苏俄人士有所接触。孙中山聘请俄文教师组织廖仲恺、朱执信、李章达等学习俄文，准备派往苏俄考察，以便从中寻找中国革命前进的道路。五四运动的一声春雷惊醒了正在“上下求索”中的廖仲恺。这时他和朱执信等正在协助孙中山创办《建设》杂志，从事理论著述工作。他从徘徊观察中进行反思，目睹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到处一片黑暗，中华民国只剩下一块招牌，民权、民生两个主义连一点影响也寻不出来。但出路何在?他从五四运动的胜利中看到人民群众的威力，并从中悟出了一条真理：只要人民觉醒起来，敢于理直气壮地行使自己的权力，其力量确实“真历害”。因此他指出“要把这民众的力弄成一个具体的民权，这是我们最大的目的”。一九一九年十月十日，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并进而讨论国民党改组问题。国民党改组是孙中山多次与苏俄代表商谈后决定的，而廖仲恺一开始就参与了这些会谈以至参加决策。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张太雷的陪同下抵达广州，在廖仲恺的精心安排下到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随后，马林离开桂林路过广州时还拜会了廖仲恺，双方谈到联俄问题，廖仲恺完全支持。为了促进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实施，他衔孙中山之命于1923年1月底与越飞等同赴日本举行双边会谈，并获得了圆满的成功。通过与越飞会谈，廖仲恺不仅深切了解到“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从而很坚决地协助孙中山“做联俄的工作”，使日后国民党与苏俄间的关系日深一日；而且他还从苏俄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希望的有生力量，因而真心实意地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进而开拓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同时，他还反复给那些反对或怀疑改组的国民党人做工作，打消他们的疑虑，从而解决了实现国共合作的先决条件。第一次国共合作尽管是在共产国际的倡导下由共产党首先提出，但在国民党内以廖仲恺为代表的左派势力存在，尤其是廖仲恺本人的不倦探索，无疑是国共合作成功的重要条件。
2、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鼎力促成者
国民党改组的过程，就是国共合作逐步形成的过程。廖仲恺是在孙中山领导下进行国民党改组、实行国共合作的实际负责人，是名副其实的“帮助总理改组本党最出力的”。1922年秋冬，孙中山开始改组国民党之初，廖仲恺就参与了改组的筹划工作。1923年2月，孙中山第三次建立广州革命政权后，廖仲恺先后出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广东省长等职，克服重重困难，为国民党改组进行不懈的努力：第一，受孙中山委派主持了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工作，全权负责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在1923年11-12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临时中央执委会先后开会28次，通过了国民党改组的有关决议案400多项，从而在政治思想等方面，为国民党改组的完成和国共两党合作的建立奠定了基础。第二，亲自抓好广州国民党基层组织的改组试点工作及上海国民党本部的改组事宜，从组织方面为实现国共两党合作、建立联合战线创造了条件。第三，始终以完成筹备改组各事为己任，为孙中山分担来自党内反对改组的压力。第四，在1924年1月20日至30日的国民党代表大会上，大力协助孙中山最后完成了国民党改组和建立两党联合战线的工作。因此，在国共合作的确立阶段，廖仲恺发挥了核心关键作用，在国民党内除孙中山之外无人能够超过。
3、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忠实履行者
廖仲恺是国共合作的坚定捍卫者和执行的楷模。表现在：他信任和重用共产党人士。他极力推举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并把原定由他本人兼任的组织部长职务让与共产党人谭平山担任，并建议由林伯渠出任农民部长，杨鲍安、冯菊坡、彭湃分别担任组织、工人、农民部秘书。国民党“一大”之后，廖仲恺与中共党员的关系更加密切。他大力支持共产党人担负国民党的各级领导工作，彼此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如在1924年1月31日国民党中央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他主动将原定由自己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让给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共产党员谭平山兼任，并支持共产党员林祖涵出任中央首届农民部长。随后他和孙中山又决定派李大钊、于树德、于方舟、张国焘到京津组织国民党执行部，毛泽东、翟秋白到上海组织国民党执行部，并让他们都负担了不同的领导责任，从而开创了从中央到地方的两党合作新局面。
黄埔建军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廖仲恺作为黄埔军校的主要筹建者和重要政治指导者，始终坚持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注意在军校中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
唤起工农大众是两党合作的又一个重要方面。廖仲恺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工农部长期间，长期让中共党员冯菊坡任秘书，始终信赖地让共产党人参与工农运动的领导及实际工作。国民党中央农民部成立后，廖仲恺大力支持共产党人、部长林祖涵及部秘书彭湃开展农运工作。他坚决捍卫和执行三大政策，全力支持工农革命运动，与各种分裂势力作出不懈的斗争。
4、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坚决捍卫者
国共合作带来国民革命运动的勃勃生机，引起了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地主阶级、封建军阀的恐怖和仇视，由陈廉伯、陈恭受等把持操纵的广州商团，妄图以发动一场叛乱来颠覆孙中山的革命政府，并进而摧毁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廖仲恺“在广州商团事件上……开始就主张坚决镇压”。1924年“双十”节商团发动叛乱后，廖仲恺受孙中山之命担任平叛领导机构革命委员会的委员和秘书，并兼任军事监察，大力协助平叛，指挥蒋介石团结、调度政府所辖各军，展开讨平叛逆的斗争；他同时又在刘尔裕等协助下，命工人部事先派遣工团军潜入西关为内应。10月15日，政府各军仅经数小时战斗就一举荡平了商团叛乱。这一斗争的胜利稳固了广州革命政府，也捍卫了国共联合战线。
1925年夏，杨希闵、刘震寰同滇、粤军阀头目唐继尧、陈炯明相勾结，阴谋以发动“联军”叛乱来颠覆广州革命政府和葬送国共联合战线。廖仲恺在苏联顾问和共产党人支持下担起了粉碎杨、刘叛乱的决策重任。由于他的周密计划与部署，终使东征军火速顺利回师广州，于6月12日一举歼灭了杨希闵、刘震寰的滇、桂叛军，从而挽救了危在旦夕的广州革命政府，也巩固了国共联合战线。
对国民党内部企图破坏两党联合战线的言行，廖仲恺总是及时加以揭露和坚决进行斗争。如：1924年8月廖仲恺受孙中山委托主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通过了《国民党内之共产党派问题》的训令，击败了邓泽如等破坏国共联合战线的阴谋。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病逝之后，对于冯自由等组织的北京“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章太炎及唐绍仪等在上海组织的“辛亥俱乐部”和“反赤大同盟”，廖仲恺给予严厉地打击和惩办，不仅保证了国民党自身的纯洁性，也捍卫了国共合作革命联合战线。
为了捍卫国共两党联合战线，廖仲恺经常挺身而出，为遏制国民党中央党部内的右派势力兴风作浪而同他们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他从理论上揭露右派们的反动本质与手段，在共产党人主办的《革命》周刊上发表了著名的《革命派与反革命派》一文；另一方面，统一军、民、财政，筹划并促成了将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改组为广州国民政府。
周恩来对廖仲恺的一生作了中肯的评价，他说:国民党改组之后，“最显著的革命势力，便是革命军的组织和工农群众之参加国民革命。这两种伟大事业的做成，多部分的功绩要属之于廖先生。”“廖先生是我们国民党中历史上仅存的领袖之一，总理的革命志愿之承继者，孙文主义之最真实的信徙。”
二、黄埔军校的“慈母”
1、黄埔军校创办的重要策划人
廖仲恺是襄助孙中山筹建黄埔的亲密助手，是确保军校诞生的重要策划人。早在一九二一年十二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与孙中山在广西桂林举行会晤时，就提出创办军官学校的建议。但此后，孙中山在桂林出师北伐受阻，更因陈炯明在广州叛变而被迫走避上海，使创立革命军校的愿望未能实现。这期间，廖仲恺积极执行孙中山的革命决策，成为孙中山和共产党之间联系的重要桥梁。正是廖仲恺等人卓有成效的努力，才加快了国共合作的步伐，使黄埔军校的计划得以付诸实施。
廖仲恺先后物色国共两党人才来校任教和就学。如黄埔军校首批任教的教职人员，是他与鲍罗廷最先筹谋确定的。在国民党“一大”召开期间，军校筹备委员会正式成立。廖仲恺在大会闭幕之日，亲自向到会代表布置招生工作，提出“必要明白本党主义、且诚实可靠、能做事，方可入选”，要求代表们返原籍后按条件择优选取学生入学。参加大会的李大创、于右任、毛泽东等，便据此为军校推荐大批学生和教官。来自全国各地的两党青年如蒋先云、杜聿明、郑洞国、陈康、左权、徐向前、袁守谦等等，都成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可见，从黄埔军校的策划到筹建再到诞生，处处都显示出廖仲恺起着中流砥柱的作用。
2、黄埔军校最艰苦的开拓者
廖仲恺是黄埔军校最艰苦的开拓者，他勇挑重担，帮助军校战胜困苦危难。他为了革命事业大局，对拖延办军校的蒋介石多方劝导，多次电催。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致蒋介石电指出：“学校急待开办，无论如何，乞即买舟来沪，同伴南行为荷。”二十八日，再电促蒋介石，严肃指出“万不能再延，否则事近儿戏”。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决定组织“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蒋介石为该会委员长，并于二十六日任命筹备委员会各委员，二十八日指定黄埔长洲岛广东陆军小学旧址为陆军军官学校校址。二月二十一日，蒋介石向孙中山提出辞呈。与此同时，他自行决定停办军校，派英文秘书王登云召集军校筹备处工作人员开会，宣布筹备处解散，筹备人员发遣散费。孙中山为了不使军校筹备工作中断，任命廖仲恺为代理军校筹备委员会委员长。廖仲恺不辜负孙中山重托，毅然担负起筹建黄埔军校全责。黄埔军校筹备伊始困难重重，蒋介石因不愿与苏联合作，欲使筹备中的军校流产；混在革命阵营的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等更不愿出现一支强大的真正的革命军与其抗衡，企图在经费上扼杀军校的诞生。廖仲恺在困难面前毫不畏缩，从人才和经费两大问题入手，打开筹备工作的局面。在干部方面，廖仲恺贯彻国共合作的政策，延揽国共两党军事、政治人才到军校工作，并聘请一批苏联顾问；在经费方面，他坚决与把持广东财政的杨希闵、刘震寰作斗争，“常常夜里要在杨希闵吸食鸡片的烟床旁边去等杨希闵签字，然后才能领到款来，送去黄埔军校”。
3、黄埔军校日益壮大最主要的贡献者
黄埔军校以“革命前驱”而闻名中外，廖仲恺为此创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当时黄埔军校以武装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反动统治为宗旨，推动了反帝反封建时革命斗争，赢得革命人民的衷心拥戴。可是，校内两党师生和社会各派势力都竞相争峙以求发展，真革命、假革命和反革命等形形色色的人物混杂其间，形成错综复杂的局面。如何坚持正确的政方向，保证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贯彻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灌输孙中山新三民主义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等，就成了决定军校政治成长的关键。廖仲恺的可贵之处是像他这样有威望的国民党元勋之一，能积极作出团结共产党的示范，始终正确坚持有利国共合作、有利革命大局的各项决策，从而为军校开创了生机勃勃的政治局面。概括起来主要有：第一、确定以三民主义为指导的办校教育方针，军事教育与政治教育并重。第二、建立仿效苏俄红军的政治工作机构和制度。第三、建立法规加强军纪教育。第四、教育学生树立为救国行革新而学习的宗旨。第五、教育学生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由于廖仲恺的杰出贡献，为黄埔军校的日益壮大奠定了基础。
廖仲恺对革命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待人又仁慈可亲。黄埔军校创校以来，不管遭逢多大的困难和风险，他总能与师生们甘苦同尝，安危与共。孙中山逝世后，他更自然地成为校中德高望重、众所敬仰的长者。每遇校中出现重大的困难或问题，廖仲恺总是非常重视，并以极大的耐心想方设法加以解决，表现出他对军校的深厚感情和无限关怀。因此，他在师生中获得了“慈母”的美誉，“黄埔慈母”也就这样传颂开了。黄埔军校政治主任教官、共产党人恽代英曾对他高度评价：“为黄埔立了政治教育的规模，造就了许多革命的青年军人，他并且遗留了革命军人必须与农工阶级亲密合作的教训，使‘工农兵大联合’成为每个黄埔学生的信条。”“一切政治教育及农工亲密合作之精神，都是廖先生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