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4月23日是廖仲恺诞辰115周年纪念日，廖仲恺从1903年追随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参与了清末的反清革命、民国初年的讨袁运动、护法运动和国民革命，1925年8月20日，遭国民党右派分子杀害。他不愧是一位优秀的革命家，他投身革命，忧国忧民，苦斗不屈，爱国主义成为他的伟大精神支柱。其主要表现如下：
第一，旗帜鲜明第地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廖仲恺在“五四”运动后懂得了救国必须首先要反帝。他公开提出反帝乃是中国革命的首要任务，并站在反帝反封建革命斗争的前列，积极支持并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收回关余的斗争，参加了镇压商团和杨希闵、刘震寰的叛乱，以及第一次东北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他积极支持上海“五卅”运动和省港大罢工，为罢工工人解决食宿，亲自担任罢工委员会的顾问，多次到工人中发表演说，大声疾呼：“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民革命运动，对内要打倒官僚军阀及一切发动力量，对外要抵抗帝国主义者的重重压迫”。他表示“生为帝国主义之敌，死为抗帝国主义而死。民族之光，虽死尤荣“。廖中恺不愧为英勇反帝救国的伟大爱国者。
第二，忠实奉行国民党“一大”宣言，坚决执行和捍卫孙中山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廖仲恺是位忠实联共救国的爱国者。他以民族大义为重，与中国共产党人亲密合作，共同奋斗救中国。“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他主张改组国民党。在改组国民党的整个过程中，廖仲恺担任了主要的角色，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国民党“一大”取得圆满成功，实现了国共合作，同廖仲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国民党“一大”后，执行大会决议，捍卫大会确立的三大政策，成为一切爱国者的头等重要任务，廖仲恺为此全力以赴，呕心沥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尤其是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和国民党其他左派人士的共同努力，一再挫败国民党右派的反共你逆流。正因为廖仲恺坚定不移地维护国民党“一大”宣言，执行和捍卫孙中山手订的三大政策，所以成了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势力的眼中钉，他们对廖仲恺进行诬蔑、恐吓。然而廖仲恺只是“付之一笑”表示：“余无负于国，无负于党，个人更不营私，不牟利，要暗杀便暗杀，余复何恤”。廖仲恺忠实于国民党“一大”宣言，坚定不移地联共救国，其旗帜之鲜明，态度之坚决，斗争之英勇，足令后人景仰和学习。
第三，坚持反帝救国必须依靠工农劳苦大众，维护工农群众的利益。廖仲恺认为“我国农工占人口十分之九”，是反帝救国的“主力军”和“伟大力量”，作为一个革命的政党如果得不到工农的支持，就难以领导革命取得胜利。所以他提出“挽救农工即所以挽救中国”的论断。他特别重视中国的农民问题，认为农民问题解决了，便解决了中国问题的百分之八十，“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因此，他把是否赞成工农革命的问题作为划分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标准。国民党“一大”后，廖仲恺在他担任农民、工人部长期间，特别致力于农民和工人运动，他亲自组织鼓励、旗帜鲜明地支持广东沙面工人反对“新警律”斗争、上海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的广东的农民运动。他把广东的劳工运动看成是国民革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正因为廖仲恺依靠工农反帝救国，坚决维护工农利益，从而在工农群众中赢得了很高的威信，成为工农的真实朋友。也正因为这样，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对廖仲恺“衔恨刺骨，要将廖先生打死”。
综上所述，廖仲恺的爱国主义思想集中到一点，即反帝救国，谋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富强。为了实现这个理想，他站在反帝救国的前列，不屈不饶，真正做到了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为中华民族树立模范”。这种难能可贵的爱国主义精神，正是我们今天纪念廖仲恺，必须承继和学习的。
从廖仲恺探索救国道路的历程中，可以看出，在近代中国，一切爱国者，只有顺应历史潮流，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实现其“欲拯斯民于水火”的救国思想。廖仲恺正是顺应历史潮流，追求真理，忠诚地与中国共产党合作，成了国民党左派的杰出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真挚朋友，受到了中国人民的崇敬和怀念。今天，纪念廖仲恺，同样要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顺应历史潮流，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才能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作出应有的贡献。学习廖仲恺的爱国主义精神，对于我院来说，完成肩负的历史使命，更是有着特殊的意义。
（来源：3期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