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香凝与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关系问题，既是历史问题，又是现实问题，论述它颇有价值和意义。就历史问题而言，学界对何香凝的研究已经起点较高——对她作为伟大爱国者、杰出民主革命家、中共的忠挚密友、著名的国家领导人和政治活动家的好多问题，都有了较为深入的研究和论述，而对于她作为绘画艺术家及关注教育的问题，则研究得不多和很不够，尚存在可以拓展和深化的空间，且有进一步研究与阐述的必要，因此讲这个问题显然有一定的学术价值。而作为一个现实问题来说，它又与仲恺学校和80多年的发展历程紧密相关，我们回忆和了解学校的过去，是为了它今天和以后更好地发展与前进。从这一点来看，讲讲这个问题又有着较大的现实借鉴和激励意义。
下面我想分三个方面来讲述这个问题。
仲恺农工学校是何香凝为承继与弘扬廖仲恺先生竭力“扶助农工”之遗愿，而决定创办的一所纪念学校。众所周知，廖仲恺是鼎立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头等功臣，又是忠实执行联俄、联共和扶助农三大革命的楷模。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联合革命战线建立后，他担任了党政军群的20多个重要职务，成为国民党的中坚及其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国共合作前后最关注并致力于3件事——实现与巩固国共合作、创建黄埔党军和唤起工农投身国民革命。何香凝在忆及此时指出：“回忆国民党改组的时候，因有许多人反对，廖先生说：‘改组是求吾党主义之实现，是必要的；改组以后还须完成两件事，就是建立军校及扶植农工。……此二事若有所成，则国民革命必能成功，国民的前途也有很大的希望。’”廖仲恺为唤起工农并扶助农工参加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在整个国共合作时期，一直担任国民党中央工人部长，并在其政治生涯的最后10个月里始终兼任农民部长。他这期间认识到：“国民党与工农利益是分不开的”，“工农利益与革命是不可分的”，我们要完成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和挽救中国，就必须依靠占国民人数绝大多数的工农阶级才行。因此，廖仲恺反复指出：国民革命需“以这十分之九之大多数工农阶级，来做反帝国主义及军阀的中心势力”，“唯有工农兵的大联合，始可达到成功”；“若要中国强，必须提高工农地位，引导他们有政治知识，方有希望。……挽救农工即所以挽救中国。”他还强调在挽救中国危亡的斗争中，“更非注意于最有革命力量的工人阶级不可”；“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正是基于这些认识，廖仲恺成为执行孙中山扶助农工政策最力和忠诚拥护工农利益的国民党领导人，并在大革命时期的广东首先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工农革命运动。可惜的是，正当廖先生率领国民党左派与工农大众，“共同去实现和完成国民革命”时，他因在1925年8月20日惨遭反动势力暗杀，而令其壮志未酬，而饮恨于九泉。
何香凝与廖仲恺有二三十年的师友之谊和夫妇之爱，其深切了解丈夫生前扶助农工的真正原因和赤诚之心。她在廖仲恺殉国后发表了一系列的演说和文章，多次指出：“廖先生在时常说，反工农即反革命”；“廖先生生前帮助工农运动，彼固知工农群众受帝国主义压迫甚深，又占人数之大多数，欲求革命成功，打到帝国主义，非先帮助工农不可。”何香凝当时认为，廖仲恺生前担任过国民党中央的工农部长，始终致力于工农革命运动，永久纪念他的最好办法是创办一所仲恺农工学校，以承继和弘扬“仲恺一生爱护农工、扶助农工的意志”，进而培养工农科技人才以服务于国家的建设事业。为此，她在丈夫殉国一个月后，即联合詹似菊、邓青阳、郭威白等8人，一起向国民党中央呈交了一份提案——它要求在广州中山路旁拨出空地一处，建筑仲恺纪念公园，并在其内附设一所仲恺农工学校。1925年10月5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一一七次会议一致讨论通过了何等提出的议案，“决议由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起并组织仲恺纪念公园筹备委员会，除提案人外，另指定谭延闿、汪精卫、古应芬、伍朝枢、宋子文、邓泽如、朱培德、蒋介石等9人为筹备委员会。……盖以是为纪念仲恺先生之勋劳，且继其遗志也。”就这样，何香凝为酬夫愿而倡办仲恺农工学校的主张和计划，开始变成了国民党最高当局认可并主导下的建校行动。她后来在忆述倡办该校的动机时说：“廖仲恺先生为反对帝国主义、谋中国之自由平等而牺牲。香凝不才，继续遗志，创办仲恺农工学校于广州，思树立解放劳苦群众运动之基础。”由此可知，她办该校显然是为了承酬和弘扬丈夫扶助农工的遗愿。
二、亲自呕心沥血地创办仲恺学校
同年10月11日，何香凝出席了仲恺纪念公园筹委会的首次会议。这次会议决定将筹委会委员增至23人，并改名为仲恺先生纪念筹备委员会，由其马上着手筹建纪念公园与学校事宜。该筹委会的成员除廖家亲属外，几全是国民党的党政军教方面之要人。他们于11月3日呈文给广州国民政府，要求将广州中山西路的一片阔草地，拨为建立仲恺纪念公园及其纪念学校的用地。国民政府接文后马上照准，并令广东省府和广州市政府负责办理征地事项。不料这块空地原属于广九铁路局，因路局与英驻广州领事馆订有条款，政府几经与领事馆交涉，结果仍未能赎回该地。随后，国民政府又于是年初冬指拨西瓜园的公地一块，以建仲恺纪念公园及其纪念学校。筹委会在讨论时却认为此地面积有限，而提出纪念公园应建在广州东山地段，西瓜园则可办一纪念学校。时值国民政府第二次东征陈炯明，经费窘困，兼以东山地方征地不易，而西瓜园一带又缺水无法办校实验农场，建公园和办学校之事最终还是没有结果。何香凝当时暗自下定决心：即使仲恺纪念公园建不成，也要办成仲恺农工学校——如政府不给钱公办，则自己筹款和卖字画来私办；她为此还一度命其校名为私立仲恺农工学校。由于 何香凝一再往返于国府和省府间据理力争，国民政府于1926年春，再指拨广州河南石冲口一带的250亩土地，作为仲恺农工学校之校园及实验农场用地。至此，仲恺农工学校的建设用地问题，在何香凝之奔走努力下终获圆满地解决。
紧接着，何香凝于当年3月成立了仲恺农工学校筹备处，自任筹备处主任；其成员有何品良、陈颂硕等15人，借校址西邻的广东士敏土厂一房舍为办公地点。她在筹备主任任上，为筹措办校经费、规划校园设计、聘请名师来校及设置优长学科等事，呕心沥血和废寝忘食地进行工作。
成立校董会发起向各界募捐集款，是何香凝此间的重要工作之一。仲恺农工学校筹办之初，广州国民政府只拨助大洋2万元作为开办的启动经费。这笔钱还不到学校全部开办费预算的18％。为了筹足11.3万元的办校经费，何香凝决定发起募捐活动，并成立了以著名教育家、仲恺侄女婿许崇清为主席的仲恺农工学校董事会来主持其事。校董会的成员包括政府及学界名人蒋介石、孙科、宋子文、金曾澄、范其务等人。由于廖仲恺生前的声望及其纪念学校扶助农工的办学宗旨深得人心，再加上何香凝及校董会同人的大力宣传与奔忙，这次办学募捐活动很有成效：黄埔军校师生共出资2万余元捐建学校主楼，省罢工委员决定“各委员每人捐津贴10天，各部职员每人捐一天（津贴），罢工工人每人捐资一角”，他们所出再加上广州各界之捐款，计共得5万余元，海外侨商胡文虎等也捐助一万元。由于有上述海内外人士的踊跃捐助，仲恺农工学校的开办费基本上有了着落。
在解决了办校经费问题的基础上，何香凝积极领导进行创校的硬件与软件建设工作。在她的主持下，经请广州市的建筑师设计规划，学校先后建成了师生宿舍、课室、理化实验室、测验室、蚕室、制丝厂、学校及农场办公处等房舍，建筑面积总计约1.6万平方米，并购置了教学必要的图书和仪器设备；同期间它还开辟了桑园、果园、渔场及稻田等实验农场约168亩许。这就为仲恺农工学校的开办提供了必需的物质条件。与此同时，何香凝又通过发函诚聘及登门求贤等方式，延聘到国内知名学者关乾甫、蚕桑专家杨邦杰与桂应祥、农艺名家麦应瑞等来校任教，全校起初共配备教职员工21人，从而较好地解决了仲恺农校的师资问题。在学校的学科设置方面，她鉴于仲恺生前“对我国蚕丝业落后尤为关心，时以提倡改良蚕种为念”，而国民政府又以经费困难为由，批复仲恺学校“仅先办农科”。在此情况下，何即提出：仲恺“农工学校内容先设蚕桑一科，晚间则设工人补习班”，以期该校日后发展，能使“吾国蚕业前途不至落后，经济方面或可挽回，是纪念仲凯先生，亦即救国之道也。”
在仲恺学校筹建中的1926年11月下旬，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根据北伐战争顺利进军，及全国革命形势发展的要求，决定迁都武汉办公。因此，何香凝身为国民党的党政要员，也须随同北上。她在月底离穗前，亲临即将竣工的仲恺农工学校工地巡视一周，并在校园西区新立的仲恺纪念碑前缅怀深思良久后说：“仲恺，你安息吧！我一定继承你扶助农工的未竞之志，把农工学校办好！”她随后又叮嘱在身边工作的校筹备委员、外家侄子何品良说：“筹备委员已多数离粤，我亦即将北上。学校的事你要多费心！”1927年春初，许崇清和陈树人召集留粤的学校筹备委员开会决定：仲恺农工学校于“是年3月招生开课，在廖夫人未回粤之前，校务由何品良以校务主任名义负责办理。”何品良受命后，遵照何香凝之办学宗旨及其北上前的嘱托，代她主持了1927年春季的招生工作，计招收了学制为3年的两个蚕丝班，另收学制为一年的一个蚕丝实习班，共招新生98人，多数为工农子弟。经过何香凝等一年多的艰辛筹建，仲恺农工学校于3月26日正式成立开学。何香凝因自己有公事走不开，特派女儿廖梦醒作代表，专程从武汉赶回广州代她出席该校的成立庆典。
珠江南畔新型中专学校——仲恺农工学校的创立出现，为石冲口增添了一道文教风景线。它既是何香凝继夫志、“酬君愿”的实际行动，同时又反映出了其对发展工农子弟教育及我国农业技术教育的高度关注。她后来在忆及此事说：“仲恺死后，我为纪念仲恺一生爱护农工、扶助农工的意愿，……于广州河南建立了仲恺农工学校，内分农艺、蚕丝两科，不徒骛高深学理，而注重实验，以训练中级技术人才。”我们从其字里行间，不仅可以了解何香凝当时创办仲恺农工学校的真实动机和目的，而且还能窥见她的教育思想——坚持服务于农工劳苦大众，及注重实验、实践与实用，即为其中的闪光之处。这所仲恺农工学校的创建，不仅具有永久缅怀先烈的历史纪念意义，而且更具有其现实的价值——因为何香凝在创办学校的过程中，提出了一个涉及与关系到中国社会发展的迫切和重大问题——三农（农民、农生、农村）问题。这正是她难能可贵的地方，也是其创办仲恺农工学校的现实意义和价值所在。
（未完待续）
（来源：153期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