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始终扶助与关怀仲恺学校的发展
何香凝在仲恺农工学校成立后，曾连续担任其校长达15年之久，并在任上为该校的发展倾注了大量心血和作出过巨大贡献。
1、出国卖画筹款扶助学校的扩展
就在仲恺农工学校开学的第一个学期，国民党内的蒋介石和汪精卫两个集团，先后发动了背叛孙中山与廖仲恺革命事业的上海“四一二”反革命叛变，及武汉“七一五”分共事变。何香凝当时义愤填膺，明确表明誓不与蒋、汪氏同流合污；她于1927年9月由上海回到广州，从事营救“清党”时被捕的革命同志，及办理仲恺农工学校的扩展工作。有一天，何香凝利用办理政务工作之余暇，专门来到仲恺农工学校视察，第一次与全校的200多名师生员工（学校在第二学期又招收蚕丝科新生40人和一些农场工人）见面，并发表了阐明本校办学宗旨演讲，同时又痛斥背叛孙中山和廖仲恺革命事业的蒋、汪反革命派。随后，她视察了学校的办学情况，并召集学校筹备委员会及全校各部科主任会议，共商学校发展大计，议决增设农科——后称农艺科及附设小学，定于次年春季开始招生。她强调指出，附小要专门“收容”附近水上居民及各工厂工人之子弟入学，“尽免堂学各费，衣履自由，不重形式。”为此，学校在办事处的左侧空地上增设了4座讲堂，作为附小的专用教室，又以竹葵等材料因陋就简地搭成一座临时礼堂，兼作学生之膳堂。是年冬初，何香凝再次在粤召集学校各筹备委员开会，以校长名义推荐何品良出任仲恺农工学校副校长。
这期间的南京国民政府和广东省政府已完全背弃了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对仲恺农工学校不给予经费支持。何香凝作为一校之长，常为学校“经费竭蹶，规模狭隘，未尽扩充之责”而苦恼，筹款办校成为其当务之急。她自1928年秋后产生了借助和利用廖仲恺的德望，出国卖画以筹办校费的想法，于是辞去了国民党中央及政府的所有职务，拒绝参加一切党派活动，时与柳亚子、经亨颐、陈树人等在沪、杭一带吟诗作画，以为出国卖画作准备，结果不到一年功夫就积累了自己及友人所赠的字画作品300余幅。蒋介石当时听说廖夫人要卖字画为仲恺农工学校筹款，为做表面文章也曾派人到沪，以2万元价向她购买了一幅画，并书赠条幅供其出国筹款之用。1929年9月18日，何香凝带着字画由上海取道香港出国卖画筹款：其字画“每张若干元，由上海卖到香港，由菲律宾卖到马来亚、新加坡。”何香凝曾在新加坡华侨举行的招待酒宴上指出：“此回姐妹远游，原抱两大目的：……一以筹募仲恺农工学校基金，一以宣扬祖国文化。”她举办的书画展卖会，因得到广大华侨和外国友好人士的支持而收入颇丰。当年，“仲恺农工学校先后收到何香凝卖画筹款10余万元；学校利用这笔款项扩建了校舍，包括新建了1197.6平方米四合院、蚕种冷藏库和实验室，还添置了一批图书、仪器、家具，从而使学校的学科建设、教学与科研工作，逐步走上了正规。”仲恺学校后来能在改良蚕种和培育我国农业与蚕丝业中等技术人才方面作出重要贡献，显然是与校长何香凝的大力扶助分不开的。
2、指导与策励仲恺学校在抗战中择地坚持办学
1937年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者发动了全面侵华、旨在灭亡中国的“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华儿女被迫进行全面抗战。当时，何香凝及时地为仲恺农工学校师生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努力策励他们应读书不忘救国，尽快奋起投身到抗战中去。7月中旬的一天，仲恺农工学校的训育主任关乾甫，率领高级农艺科毕业班的学生周兆鸿等20多人，以广东农业考察团的名义，来到上海看望与拜见卧病在床的何香凝。关在代表全校师生向何校长表达问候之意后，就给她汇报仲恺农工学校的近况。何香凝不等他把话讲完即对其说：“阿关啊，学校的事情你和金曾澄（时代理校长——引者）共同商量好了。我问你，日本人现在打到我们厅底下来了，我们应不应该打它呢？”关乾甫马上回答说：当然应该打它呀，不过我们要训练好了才能打。何香凝听到这话后，愤然从床上坐起来着急地说：“阿关，一只狗没有受过训练能够守门口，一只猫没有受过训练能够捉老鼠。我们中国人有五千年的文化历史，如今大敌当前，还要什么训练才能打呀！”“你回去后不要对学生讲，还要经过训练才能打，训练到什么时候呀？现在就要去打，再不打就要亡国了！”在场的学生们听了何校长的一番教诲后，人人热血沸腾，恨不得能够立即拿枪上前线杀敌人。何香凝讲完话之后，又随手打开一本最近出的《妇女生活》杂志，指着上面《我对于国民大会的希望》一文说：“这篇文章是我向国民大会建议出兵抗日的。你们拿回去认真阅读它。”在抗战初期，何香凝不仅以这语重心长的讲话和力主实行全民抗日的一系列文章及多次谈话，为仲恺农工学校师生上了一堂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课，而且她还以积极发动和带领上海女界参与“八一三”淞沪抗战的实际行动，为仲恺农工学校全体师生做出了光辉的榜样与典范。在她的指引激励下，仲恺农工学校在抗战时期先后有210名学生和校友投身于抗日救国斗争，有些人还在这场抗战中为国流血、牺牲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在何香凝的关怀策励下，仲恺农工学校从1938年10月广州沦陷前后至抗战胜利前夕，曾先后5次迁徙办学，显示出了它的顽强生命力及革命战斗精神。广州沦陷前夕，其全校师生迁徙到南海西樵山坚持办学，并就地进行抗日救亡斗争。广州和南海县沦入日寇之魔爪后，该校被迫停办近年，期间多数师生奔赴前方或敌后从事抗战工作，还有部分师生则避难于香港。当时在港坚持抗战的何香凝，一面联络已到港的仲恺农工学校教员陈颂颐等人，共商学校的复办大计；她同时又于当年12月发表了《从战斗中学习》一文，激励包括仲恺师生在内的广大学子为了抗战的胜利和民族的未来，应批判过去“埋头读书”的错误，摈弃那“学院式”的旧教育制度和教学方法，积极奋起去“从血的斗争中学习”，如此“才能适应当前的抗战需要和战时环境”，做一个无愧于时代的“热情勇敢的青年”。由此可知，读书不忘救国，主张在火热斗争的活课堂中去获取真知，这是何香凝教育思想的又一闪光点。她的这篇文章经《学生杂志》复刊号登出后，在青年学生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仲恺农工学校的广大师生更是争相传阅，并深受教育和鼓舞。
遵照何香凝校长关于仲恺学校一定要在抗战中坚持办学的指示，代校长金曾澄经与专任教员陈颂颐、唐照年等策划，于1939年8月将仲恺农工学校迁往中山县南屏复办；在次年春初日寇大举再犯广东时，该校师生为保安全被迫于2月间又迁到澳门，借当地教忠中学的教室进行临时办学，利用晚上时间来授课。这期间，盘踞在广州的日伪政权为收买人心和粉饰太平，曾要汪精卫的老婆程璧君派人去游说何香凝，妄图诱使仲恺农工学校从澳门搬回广州来办。那位说客见到何香凝之后说：“何校长，你总不能让仲恺学校到处漂泊吧？还是回广州好！……”何尚未等他把话说完就厉声怒斥其谓：“是谁让仲恺学校流离颠沛？是谁让千千万万同胞到处流浪？是日本鬼！他们一天不滚出广州，仲恺学校就誓不回去！你这个汉奸给我滚！” 1940年7月，仲恺农工学校的领导根据何校长关于把学校从澳门迁回粤北山区开办的指示，不时往返于香港、澳门和战时的广东省会韶关之间，进行着搬迁学校的各种准备工作。这次的迁校工作获得了该校在港澳与内地师生的支持，终使仲恺农工学校于9月间能在乐昌县西乡桂花村复办开学。次年初香港沦陷前夕，何香凝一家人逃离了香江，几经辗转由海陆丰、兴宁而于5月间抵达韶关（曲江），并在那里居住了大半年时间。1942年春末，她离韶关赴桂林前曾约见在乐昌主持仲恺学校校务的陈颂颐，详细询问了学校办学的情况，并对该校今后的发展前途发表了意见。其当时语重心长地交代陈说：“我老弱多病，又要到广西去，前程未卜，故不能继续担任校长的职务了。学校的校产仍由校董会管理，我还要尽校董之职责。学校总会有一天返回广州复办的！不论校名怎么改，仲恺这个名字不能改，仲恺扶助农工的精神不死！”在何香凝的激励鞭策下，仲恺农工学校在乐昌办学前后坚持了3年又9个月，它为粤北地区抗日救亡工作的开展，及我国农业科技事业的进步，努力贡献了一份力量。该校随后为避战火，于1944年夏再迁到罗定县松朗乡办学，直至全国抗战胜利后才搬回广州珠江河南的原址复办。
3、关怀仲恺学校的复办、新生和发展提高
在抗战胜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仍以学校创建者和校董事的身份，一直关怀着仲恺农工学校的发展：这期间她既了解到学校复办及其新起步的艰辛，又更见证了它在五星红旗下的新生和开始走向辉煌。1945年9月2日，日本帝国主义因最后战败向中国政府签订了投降书，我国的抗战终于取得了完全的最后胜利。何香凝也从此结束了其颠沛流离的生活，于10月底从广西八步经梧州返回广州。她在羊城逗留的一个多月里，除进行联络党内民主爱国人士、筹组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之活动外，还从事一项重要工作，这就是指导与帮助仲恺农工学校收复珠江南岸的原校址和修葺旧校舍，以让流落在罗定县的全校师生能尽早回迁广州的海珠岛上复学开课。1946年7月，仲恺农工学校遇到了一劫——国民党广州市政府的教育局宣布要强占该校及其校产。时在香港的何香凝得知这事后十分气愤。同月18日，她为此事致函质问南京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要员孙科等人，并表明“香凝惟有以原日校董会名义，将所有校产、仪器等自行收回，或者另行自办学校，继续纪念仲恺在天之灵。”由于何香凝的政治威望及其义正词严的干预，广州市教育局最终不敢胡作非为，仲恺农工学校才得以度过劫难而保存下来。
1949年10月新中国成立后，何香凝先后担任国家侨委主任、全国妇联名誉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等多项重要领导职务，成为一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的国家领导人。她倡导创办并一直支持的仲恺农工学校，在上个世纪50年代改名为广东省仲恺农业技术学校。何香凝在处理繁忙的国务工作之余，仍然关注着这所学校的发展和前途。她每次到广东来，有空总要过问省仲恺农业技术学校的发展情况，有时还亲自莅临该校走走看看。1962年3月26日是仲恺农工学校的建校35周年纪念日。这一天，正在广州视察的何香凝没有惊动省市的有关领导，自己轻车简从地悄悄来到仲恺学校察看。当她看到校门口高悬着的“广东省仲恺农业技术学校”的招牌，及聆听到校园内上千名师生朝气蓬勃的朗朗读书声时，不免显得有些激动；其对该校的发展甚为满意，热泪盈眶地轻声说：“我放心了！……”
1972年9月何香凝病逝后，她的崇高德望与敬业精神，以及廖仲恺的英名和影响，共同成了广东省仲恺农业技术学校进一步继续发展的雄厚政治资源和巨大前进动力。这种情况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在中央政治局1982年批准建立“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于该校之后，表现得特别明显。随着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叶剑英、邓小平、杨尚昆、王震等，分别为学院内的廖何纪念馆及廖何塑像作亲笔题词，及其中部分人先后莅临该校进行视察与指导工作，广东省仲恺农业技术学校的办校规格和学术水准，在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均有大踏步地攀升：它于1980年被国家教委确定为全国性的重点中专学校；1984年8月又获国家教委和农业部联合批准并正式下文，升格为本科农业院校，并改名为仲恺农业技术学院；2008年，它又再经国家教育部批准，更名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从而迈出了从农业院校发展成为多学科综合性著名学府的步伐。
（来源：154期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