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仲恺魂移紫金山

1925年8月20日上午九时四十五分，廖仲恺先生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首被凶徒击中要害，不幸殒命。9月1日，国民政府为他举行国葬，灵櫬暂厝广州沙河朱执信墓旁。1935年9月1日，国民党中央国葬廖先生于中山陵东侧。

对于这一段史事，亲历者有所记载，近年来亦有文章述及。如刘骞1965年撰写的《黄埔军校纪念馆成立经过情形》（《纵横》2002.10、《武汉文史资料》2004.06曾选载）、赵子云《廖仲恺灵柩奉安南京前后》（《文史春秋》2008.10）等。但是根据搜集到的第一手史料，笔者以为仍有可能拾漏补正，进一步厘清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此外，刘骞的文章中还提及廖仲恺血衣，或有助于揭示血衣去向之谜，故一并讨论。

一、酝酿北迁

廖仲恺先生遇难后，国民党中央为褒扬他追随孙中山投身革命、协助改组国民党、建立党军、领导工农运动的功绩，决议将他附葬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长伴中山先生左右。但当时国民革命军尚未北伐，中山陵也还没完工，灵櫬只得暂时停放广州。

1929年6月1日，孙中山灵櫬由北京西山碧云寺奉安中山陵。按理廖仲恺灵櫬北迁时机已经成熟，但是9月何香凝因无力制止蒋介石围剿苏区而避居欧陆直到“九·一八事变”后才回国，所以迁葬一事迟迟没有发起。

1935年初，何香凝有感于廖仲恺一生为国操劳然逝世十年仍“附他人之傍”，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加快筹备迁葬事宜。2月初，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推举产生了以张静江为主席，孙科、戴季陶、林焕廷、陈果夫为委员的廖仲恺葬事委员会。前国民政府代主席张静江虽是蒋介石的把兄弟，但此时早已淡出权力中央。孙科、戴季陶、林焕廷、陈果夫，或为国府院长，或为封疆大吏，但在办理廖仲恺迁葬一事上却无所作为。因此葬事委员会表面上权要林立，工作却毫无进展，以至于何香凝数次致函催促张静江，且有“如国葬不成，凝或于数月后回粤举行家葬”的愤慨表示。

国民党中央决而不行，除主事者态度消极外，中央执行委员内部存在着不小的杂音。廖仲恺就因重用共产党人、扶持工农运动而被右派以“反赤”的借口刺杀。何香凝在国共分裂后声明与国民党彻底决裂，多次在公开场合痛斥蒋介石、汪精卫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九·一八”后又以赠女褂子与黄埔将士等激烈方式公开谴责国民党对日绥靖的政策。当权者虽因她德高望重而无可奈何，但内心的不满也是可想而知的。在何香凝的一再要求下，5月2日，国民党中央第169次常会讨论了“廖党代表葬事案”。中央党部秘书王子壮在日记中记载：“今晨开常会，以讨论廖仲恺先生迁葬事，费事甚久，其中更有无谓之言论”。国民党中央部分委员对廖仲恺迁葬事的抵触于此可见一斑。但此次会议毕竟规划了迁葬事宜的大致方案：

“除国葬仪式已于十四年八月二十五日举行外，现应依照中央决议迁葬总理陵旁，特议决办法如下：1、再拨迁葬费五万元；2、函请陵园管理委员会指定迁葬地点以便筹划；3、假定本年十一月内举行迁葬；4、墓地建筑请陵园委员会设计，其要点如下：（1）墓用中国式；（2）建碑及拜堂等；（3）不必建祭堂”。

不久，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议：推选汪精卫和陈树人为“先烈廖仲恺先生国葬委员会”委员，主理国葬事宜；许崇清为迎櫬委员；并由财政部拨发移葬费五万元。陈树人为廖何故交，廖仲恺为广东省长时任政务厅长，许崇清是廖仲恺的侄女婿，二人为主理葬事的绝佳人选。5月，传出“刺廖”重要嫌疑人朱卓文在中山县被陈济棠枪毙的消息，何香凝益加急迫，在国葬委员会择定紫金山天堡城下前湖之上为墓址后，便迫不及待地于6月1日抱病乘法国邮船大德能轮南下迎櫬。

二、国葬紫金山

廖仲恺迁葬属国葬，国民党中央及地方当局非常重视，途经之处都安排公祭。媒体也进行了密集报道，自何香凝预备赴港之日起，中央社运用其全国性网络进行跟踪报道，《中央日报》、《申报》以大量篇幅刊登相关消息。

6月4日，何香凝在许崇清、廖仲恺胞弟廖恩勋的陪同下抵达香港。5日，许崇清抵达广州与广东当局接洽运櫬手续。7日，在驷马岗开始起掘灵櫬。灵櫬迁离后，廖家亲友在原地树立纪念碑，由柳亚子撰写碑文、于右任书字。11日上午九时，在广东省参议会礼堂举行公祭，由林云陔、刘纪文分别主祭，省市党部、省市政府及各界代表千余人参加。十二时半，由广九路火车运往香港，暂厝尖沙咀车站。14日晨在尖沙咀车站举行公祭，下午六时由法国邮轮亚林美斯号北运，何香凝、许崇清、廖恩勋等人随灵护送。

17日晨六时半，船抵上海杨树浦招商中栈码头。中央委员陈树人、柳亚子、蒋介石代表甘乃光、陈策夫妇、上海市长吴铁城及各局长、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各委员、各机关团体和童子军代表至码头迎接。廖仲恺为黄埔军校首任党代表，故黄埔同学会及中央军校派刘骞等人为代表至上海迎櫬。各代表均登轮晋谒后，戚容满面的何香凝由亲友扶下码头与所有迎接人员一一握手。灵櫬由黄埔军校同学十余人扶上灵车，在公安局军乐队和童子军的引导下运抵上海火车站北站运櫬专车。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市政府除发《告同志同胞书》并通告各界派代表参加公祭外，还饬令全市各公私营广播电台于17、18日播报廖仲恺先生的革命历史。18日晨七时，陈树人、许崇清、孔祥熙及上海各界代表二千余人在北站举行公祭。八时，挂特快车开往南京，廖恩勋、廖梦醒等陪同。途中停靠江苏省会镇江，江苏省党政机关在车站致祭。下午四时二十五分抵达南京。

汪精卫、叶楚伧、陈立夫等十余位中央委员至下关车站迎接，国民党中央党政机关代表数百人参加。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率全体教官职员、军乐队及部分学生四百余人全副武装在车站列队恭迎，并担任护灵及警戒事宜。何香凝因有足疾，行走不便，下车后坐在手摇半自动胶皮椅车上接待前来慰问者。张治中率领中央军校师生向何香凝敬礼，请何香凝训示。何香凝见军校师生更增悲感，当即训话十余分钟。因现场无扩音设备，遂由军校代表刘骞传达。对于何香凝训话的内容，党报《中央日报》隐晦其词，仅称“对学生勉励有加”。但据《女声》杂志报道，何香凝的主要演说内容是：

“当初廖先生创办黄埔军校的目的，原是要打倒帝国主义，求中国民族之自由平等，解放民众。可是今天的事实却正相反，诸位都是手持刀枪，身穿戎服，不知是为国？还是为个人？假如是为国的话，那末现在已是国破家亡的时候，诸位清夜扪心，能无愧乎？”

何香凝这番话表面上是责备军校师生，实际上更多的恐怕是说给在场的汪精卫等国民党高层以及在四川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听的。这与她“九·一八事变”后把一件女褂子并附讽刺诗一首寄给张治中，让他转交蒋介石及黄埔毕业将领的做法如出一辙。因为蒋介石、国民党中央军和中央军校本来就是三位一体的。当权诸公在一旁听得很不自在，尤其是行政院长汪精卫在2月27日才与蒋介石联名签署严禁反日运动的通令，此时何香凝公然当着众媒体将反日运动运动到自己身上，真是既窘迫又无奈。年轻的军校学生却被激得热血沸腾，据刘骞回忆，“诸生当时甚为激动”。

紧接着在车站举行了公祭礼，由汪精卫主祭。汪献中央执、监委员会花圈，张治中献中央军校花圈，全体行三鞠躬礼后启灵入城移往暂厝处紫金山灵谷寺志公堂。护灵车队绵延数里，气氛极为肃穆，民众夹道观望者不计其数。下午四时许，灵櫬抵达目的地。

21日，国民党中央在志公堂举行公祭。 汪精卫、孙科、蔡元培、何应钦等三十余位在京中央委员前往致祭，中央军校师生四百余人、各机关团体数百人按预定时间分批前往拜祭。八时，祭礼开始，临时推定叶楚伧主祭。汪精卫显然有意避开公祭礼，迟至中央委员集体公祭后才到祭堂。何香凝偕廖恩勋、廖梦醒在一旁答谢拜祭者。何香凝不愿与党国政要们久处，在上海时就向媒体宣布将于公祭完后一二天内离开南京，果然22日便乘船返回了上海。

8月底，廖仲恺墓墓穴竣工。30日晚，何香凝赴南京与陈树人商洽安葬事。9月1日，国民党中央举行安葬仪式，在京中央委员、党务工作人员、中央军校、各机关代表约五六千人参加。汪精卫事先以治病为由前往上海，31日晚致电陈树人，告以“明晨尚须复诊，不及回京参加仲恺先生窆礼”。中央军校师生一千余人全副武装列队开道，灵櫬途经中山陵、明陵等处，于九时四十分抵达墓地。十时，由叶楚伧主祭完成安葬礼。至于墓堂、广场等建筑，则又花费数月时间才完全竣工。

至此，这一时跨十周年的国葬典礼才告完成。也许是巧合，37年后的这一天，何香凝先生在北京溘然长逝。经周总理特批，她与廖仲恺先生合葬，实现了她“生则同衾，死则同穴”的夙愿。

三、血衣之谜

廖仲恺遇刺时身中四弹，鲜血直往外冒，衣服被沾染成了血色。因失血过多，在被送往公医院的途中就停止了呼吸。何香凝和廖承志赶到医院时，医务人员已替廖先生褪下了血衣，换上了洁白的衣服。为了永远铭记这一日，何香凝将血衣经过处理后带回了家中收藏。仲恺农工学校开办后，何香凝校长以举办画展等方式为学校筹措经费，帮助学校兴建了一批重要设施，其中包括当时华南地区最大的蚕种冷藏库。冷藏库建好后，廖仲恺先生的血衣被转移到这里保存。

然而，建国后血衣却一直不见踪影。1953年，廖梦醒到仲恺农校和中国革命博物馆查访，结果失望而归。1982年，仲恺农校教师余德富为筹建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赴上海、南京、广州、武汉、南宁、桂林等地征集史料，曾查找血衣下落，也没有发现任何线索。时至今日，血衣再未现身。

关于血衣最后的现身地点，有二种说法：

其一、南京说。刘骞持此种观点（参见刘骞：《黄埔军校革命历史纪念馆成立经过》）。

刘骞为黄埔军校第三期学生，毕业后留校任职。1934年参与筹备中央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革命历史纪念馆”，负责征集孙中山、廖仲恺等人文物。抗战后随同中央军校迁往成都，熟稔军校情况。

刘骞回忆：1933年，中央军校教育长张治中命刘骞、杨宇僧、夏维海成立编史委员会，修编黄埔军校校史。1934年校史将编竣付印之前，送交黄埔军校首任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作最后审核。戴审核后认为修校史所使用的许多文件是珍贵的历史资料，建议成立“黄埔军校革命历史纪念馆”以陈列展示。张治中随即命编史委员会兼筹备纪念馆事务，并加派梁鼎铭参加筹备。经过半年多的时间，纪念馆建馆工作基本完成。纪念馆最重要的文物就是“孙中山遗物、廖仲恺血衣和遗物”。

刘骞回忆征集廖仲恺血衣的过程：廖仲恺灵櫬由广州移灵南京时，张治中派他代表中央军校赴上海迎接。他在上海谒见何香凝时请求何将廖仲恺先生的遗物陈列在黄埔军校纪念馆中，以备师生瞻仰。何当即将廖仲恺被刺时身穿的白色西装衬衣、生前穿的一双袜子和一本影印本《双清词草》交与他带回军校陈列。后来，孙中山的西装、遗墨等和廖仲恺的血衣、遗物、遗墨等，各陈列一玻璃橱，玻璃橱四面通明，摆放在纪念馆中央位置。

刘骞在该文中没有直接交待抗战以后血衣的去处，但是根据他陈述纪念馆随中央军校迁往成都北校场以后的情况来看，血衣在成都以及抗战以后军校迁回南京期间应该没有发生重大变故。据此分析，1949年中央军校撤离南京前血衣应还收藏在军校纪念馆中。

其二、越南河内说。余德富老师持此种观点（参见《仲恺农业技术学院学报》2000年7月第66期、《仲恺学校简史》第62页）。

余老师认为：1937年9月，仲恺农工学校因形势危急临时迁校南海西樵山，仅余朝鲜籍蚕学专家（兼任中山大学教授）桂应祥和少数员工留守校园。10月，日军登陆大亚湾，进逼广州，仲恺学校紧急疏散员工，桂应祥决定跟随中山大学部分师生取道越南前往云南澄江。仲恺农校员工委托桂应祥把储藏在蚕种冷藏库内的二百多个蚕种和廖仲恺先生的血衣一并带走。桂应祥一行抵达河内时，引起法属越南当局和日本领事馆注意，被日本领事馆扣留，随后被遣返日本。余老师据此推测，“血衣的下落有三种可能性：一是被桂应祥带到日本去了；二是被驻河内日本领事馆截留了；三是被中山大学师生协助转移到云南澄江去了”。（按：据《仲恺学校简史》相关之征引文献，“越南河内说”的主要依据似为陈启中所撰《抗日战争年代的仲恺农校官山时期》一文）

以上二说中，“河内说”所赖以支撑之史料过于简略。“南京说”叙事详实，且为当事人所亲身经历，似离真相更近。

当然，刘骞的回忆中也存在可能会启人疑窦之处，如《广州民国日报》1925年8月21日报道中描述廖仲恺被枪击时“着平常熟丝长衫，足穿白帆布绑带鞋”，刘骞则说何香凝交给他的血衣是白色西装衬衫。长衫与衬衫差别很大，显然不是记忆错误。但也不能就据此认定刘骞所述情节纯属捏造，合乎情理的解释是廖仲恺被枪击时身着衬衫外套长衫，何香凝保存的血衣或者说她交给刘骞的血衣是衬衫。但总体而言，刘骞的叙述并无明显作伪或自相矛盾。

事实上，何香凝将血衣赠予军校纪念馆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中央日报》报道：“中央陆军军官学校于十周年纪念大会时，经全体官生决议，建筑黄埔革命历史纪念馆一座”，“并函请有关系之各界人士蒐集革命物品。兹悉请中央委员何香凝先生将廖党代表仲恺先生遗物赠送该馆，以资纪念而垂永久云”。（1934年10月5日，《中央军校兴建革命历史纪念馆》）

可知中央军校决定兴建纪念馆后确曾请何香凝先生将廖仲恺先生遗物赠予该馆陈列。何香凝自欧洲回国后客居上海，因此极有可能趁返穗迎櫬之机从仲恺农工学校蚕种冷藏库取出血衣带到上海交给军校代表。根据当时报纸的报道，也能印证刘骞确实为军校特派赴沪迎櫬代表，在上海时曾谒见何香凝先生，且陪同何香凝抵达南京，具备接受血衣的时机。因此，刘骞关于何香凝1935年6月将血衣赠与军校纪念馆的回忆真实程度很高。

此外，赵子云撰《廖仲恺灵柩奉安南京前后》一文中提到：在南京下关车站迎櫬现场，何香凝给中央军校学生训话完毕后命人将一白布包交给张治中，后来“那一白布小包，则被放在仲恺堂东室的一个玻璃柜里。有人说是当票收据，有说是廖仲恺血衣”。不知此说来自何人回忆？当时现场的状况媒体有详细报道，但阅读这些报道却并未发现何香凝命人将白布小包交给张治中的描述。按之常理，如果当时确曾发生这么惹人注目的事件，媒体没有可能不予以报道。而且，那个“白布小包”里的东西没有取出陈列在玻璃柜里，而仍旧包裹着，这也是不同寻常的。因此，赵文此说疑问不少，殊不足以令人信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