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题的由来：在不疑处有疑
胡适先生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胡适先生此说是针对做学问却常常没有疑问的现象而发。不疑，是一般人看待熟悉的事物的常态。为什么会不疑呢？常言道，熟能生巧，但熟同样可能蒙蔽我们的双眼，使我们很容易犯想当然的错误。对何香凝先生妇女运动思想的认识就是这样一个例子。作为生长于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代，我们认为男女平等理所当然，认为由国家设立妇联作为维护女性利益的机构也是理所当然。然而，从他种历史传统和文化背景下生活的人看来，我们所认为的“理所当然”或许对他们就是“别具一格”。
记得数年前有一位美国女学者来纪念馆参观，在得知何香凝先生是中国妇女运动的先驱和领袖后，对何香凝先生的女权运动思想特别感兴趣，询问何先生领导的妇女运动有何具体目标，与西方的女权运动有何异同？问题出乎意料，经过短暂的思考后，我简要答以：（1）何香凝的妇女运动思想是在留学日本时期启蒙的，接受了当时西方和日本女权运动最进步的主张；（2）与西方女权运动最大的区别是，由于中国当时尚遭受外国侵略，本国仍处于军阀政府的统治下，所以何香凝先生号召妇女同胞参加国民革命，先解放国家以求解放自己。因为回答宏观，所以大致没有问题，但经此一问后来我再仔细反思这一问题，发现自己连“知其然”都未能完全达到，离“知其所以然”就差得更远，原因就在于过于“想当然”了。兹近何香凝先生诞辰135周年纪念日，愿藉此时机对何先生的妇女运动思想试作系统梳理，也算是对数年前那次回答的补充。
一、天下兴亡，匹妇有责
1903年6月25日，在抵达日本后不久，何香凝在《江苏》发表《敬告我同胞姐妹》一文，是其阐发其妇女解放思想的第一篇文章。文章开头就呼吁女同胞奋起与男子同担救亡重任：
呜呼！国事不可问矣。我国民将昏然懵然以待亡国乎？抑亦奋发为雄以与白种竞胜乎？顾亭林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此固男子之义务，然与男子同视听、同官骸之女子岂非人类乎？
何香凝呼吁女同胞打破封建社会和传统文化给女性设定的社会角色，“切勿仍以玩物自待，急宜破女子数千年之黑暗地狱，共谋社会之幸福，以光复我古国声名”。她用西方女豪杰的事例激励道：“如当日罗兰夫人、美世儿、苏太流夫人者，是非渺然一弱女子乎？然卒能以身许国，为历史上伟人，则我辈又何必多让也。”她强调女子对国家发展影响至关重要，称：“西谚曰：‘女子者，生产文明者也’；又曰：‘女子者，社会之母也’。故女子为社会中最要之人，亦责任至重之人也。”为使中国女性能够肩负起重担，何香凝呼吁同胞姊妹：“其急剪除旧习，灌输新知，游学外国，成己成人，勿放弃责任，坐以待毙。”
何香凝当时的妇女解放思想于此可见一斑。她呼吁妇女解放的动机除为女性争取平等权利外，更重要的是希望通过解放女性来壮大民族竞争的力量，使女子有能力与男子同肩救亡重任。她对女性解放重要性以及实现途径的论说，显示她受到了清末梁启超等人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影响。戊戌维新失败后，梁启超东渡日本，在比较中西文化后认为中华民族积弱的原因就是以女子为最的“民愚”“民弱”，“有国民之形质而无国民之精神”，因而提出开“女智”的主张，使女子“上可相夫，下可教子，近可宜家，远可善种。妇道既昌，千室良善，岂不然哉！”梁启超是清末舆论巨子，其在东京创办的《清议报》和《新民丛报》在国内外新学界具有强大影响力，其妇女解放思想经报章传播而成为当时留日学生中主张妇女解放者的思想来源。当时留日学生主办的《中国新女界杂志》有文章提出留学日本为中国女性解放的最紧要之事，与何香凝主张的“灌输新知，游学外国”如出一辙，显然都是受到梁启超“开女智”理论的影响。当然，留日学生的妇女解放的主张不局限于此，她们要求融合西方最先进的妇女运动思想与日本妇女解放思想的特殊优点，“其物质上的学问及日本之美俗不妨近取诸东洋以医痼疾，而精神上的教育则断宜以欧美为师，而锻冶以最纯洁高尚之理想，使相化合，另造出一种新文明”。
二、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
1924年，国民党召开“一大”，开启了国民革命的新时代。国民党中央和地方党部设立了妇女部领导妇女运动，动员女性参加国民革命，将妇女运动与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相结合，并逐渐发展壮大为妇女解放运动的主流。在此大背景下，何香凝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之前何香凝主要从事夫人式妇女活动，为孙中山政府旗下的将士募集款项和物资，“一大”召开数月后何香凝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成为了妇女运动的领导人。
其时，国内妇女团体繁多、派别林立。在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诞生前，妇女解放运动分为“宗教的、母权的、女权的、无产阶级的”四类，其中参政女权运动影响最大。何香凝和妇女部的任务就是将各类妇女运动统一到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旗帜下，使之放弃各自原本的主张，转而支持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理论。何香凝在《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中阐释了统一妇女运动到国民革命旗帜下的必要性。
什么叫做国民革命呢？就是我们国民想求得中国在世界上自由平等地位的工作。……女子则更可怜，处于国民不平等地位之外，更有男女间不平等，法律上的不平等，旧礼教、旧风俗的压迫，以致女子的人权丧失净尽，……凡做事须从根本着手。妇女现在受着二重压迫：（一）帝国主义经济压迫。……（二）不平等法律与旧礼教的束缚，丧失一切自由。近来一般妇女只知道振兴女权，谋女子独立，殊不知国权已经失去，女权更何由振兴。现在民穷财尽，国亡种灭，将在目前，不先救国，还想自救，这岂不是缘木求鱼么？……所以我们要求妇女解放，必先从事国民革命。
我们要谋解放，不可单靠少数有知识妇女，必定要与大多数的农工妇女联合起来，领导她们，开发她们，使他们了解中国现在的情形，及妇女现在的地位，唤起她们的爱国心，激发她们的革命性，使她们和我们同立于一度战线之上，以完成革命工作。
国民革命成功了，我们第一层压迫便立刻除去，至于第二层压迫，又怎样呢？这可容易极了。所谓法律待遇的不平等，旧礼教、旧习惯的束缚，一起都可以破除，因为我们党纲早就规定男女平等，那些旧法律自然是要铲除的。
从上文可以看出，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的要点是：（1）妇女解放的目标藉由支持国民革命而达成，通过国民革命废除帝国主义的经济压迫，并在革命成功后由进步的国民党以政治和法律手段废除旧礼教、旧习惯的束缚，实现法律上的男女平等。（2）妇女运动的主体是占大多数的农工妇女，而非知识女性或中产阶层的职业女性。何香凝在国民党“二大”上做妇女运动报告时指出：“参政女权运动，注意枝节问题”，“建立在少数人的风头心理上，两性斗争的观念浓厚，未感到国民革命与妇女的关系”，“本部举行妇女运动，即从事改正其错误”。在何香凝等人努力下，妇女部提出了“制定男女平等的法律；女子财产继承权；根据结婚离婚自由的原则制定婚姻法；根据同工同酬及保护母性及童工原则，制定妇女劳动法的四点要求”，并以发动劳动妇女作为工作重点，设立妇女运动讲习所培养干部，在广州贫民住宅区设立劳工学校2所，与工人部合办顺德县女工补习学校2所，设立广州贫民生产医院。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妇女运动干部的共同努力下，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在两三年时间内迅速壮大，成为了国民党统治区域内妇女运动的主流。
事实也确实像何香凝预测的那样，在一段时间内，国民革命与妇女运动形成了一定程度的互生互长的关系。妇女运动在支援国民革命的同时自身也获得了发展，女性获得了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活动前所未有的空间，女性权利意识进一步崛起，封建旧礼教、旧风俗被进一步冲破。但是始料未及的是，国民党内部守旧思想的势力超出了何香凝等人的预料，大革命失败后，国民党中央二届四中全会以“男女在职业上既无区别”为由，在党务系统中取消设置专司妇女运动的机构。五中全会上，何香凝、柳亚子、陈树人等人虽提案要求国民党在中央党部“各部内，或部外另设指导妇女团体机关”，但结果杳无音信，国民革命的妇女运动与国民革命一道未成功先成仁了。
三、要妇女解放首先要实现国家独立、民族解放
国民党统一全国后，随着国民党疏离妇女运动，妇女运动的主流重新被女权运动所占据。然而，“九·一八事变”后，国势危急，随着日本全面侵华的脚步加快，何香凝对妇女运动的现状更加担忧，她在报刊上撰文疾呼：
目前的中国正站在亡国灭种的生死关头，救亡图存，已是急不容缓的事情。可是现在有许多同胞姊妹，还在仅仅急急乎争取女权，其实在这国权丧尽的时节，我们尚有什么女权可争？现在我们唯一要争的乃是救亡权。
1937年7月1日，面对全国妇女力争出席国民大会妇女代表额数的斗争时，何香凝在《妇女生活》上撰文发表自己的主张。她一面警示党政当局者“男女平等，这里改组了党所明白规定的，以平等原则助进女权发展，必须从事实表现出来才行”；但她更不忘提醒“从事竞选的姐妹们，不要仅仅在纸上争条文，尤其是在目前民族危机严重到万分的时候，我们应该多注意到中国妇女的实际问题，就是我们怎样来替在饥饿线上挣扎着的大多数劳苦妇女们，在国民大会中，建立起衣食住行所应有的享受和保障”。她号召：“希望全国上下，都把个人或派系的私利放下，尽心尽力地为民族生存的前途着想才对”。
抗战爆发后，她更直截了当地指出：“要妇女解放，要男女平等，要经济平等，就首先要实现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她号召要“不分男女，都要负起救国的责任”，呼吁不同阶层的妇女同胞尽自己所能支援抗战，同时也要求政府努力改善劳动妇女的生活条件以激发其抗战积极性。她说：
如何动员广大的妇女参加前线的战地服务工作，在敌人的后方如何组织妇女群众参加游击战争的活动，在我们的后方如何组织与动员广大妇女参加抗敌后援工作，参加生产，如何保障与改善出征军人家属的生活，如何具体地改善广大劳动妇女群众的生活条件，这一切，都是非常紧迫的工作，要求妇女界中的前进份子，加紧去组织这工作，领导这工作。尤其在今年的“三八”当中更要求我们的政府加倍努力去做。至于只有力量可出的劳动妇女大众，便设法怎样地加倍动员起来，在积极参加生产中，在积极劝勉自己的丈夫儿子参加军队到前线作战中，表现自己的责任；在那些只有钱可出，……在这些人当中，应该自己在快乐中不忘在水深火热中的人们的苦痛，应该首先记忆这民族的共同责任，替国家节省有用的财富以增加抗战的费用。
何香凝号召将妇女运动的目标引导到支援抗战上，反映了她坚持民族利益高于一切的爱国主义思想。但是，与当时与国家主义之类思想不同的是，何香凝并不认可以国家利益的名义压制个人权利，她要求政府维护和增进妇女权利，尤其是下层劳动妇女的实际利益。在她看来，女权与国权不相排斥，应协调并进。
四、为民主和平而战斗是妇女争取解放的唯一道路
何香凝对国民党的态度经历了从希望到失望再到绝望的转变。作为最早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的国民党元老之一，何香凝曾把中国变革和妇女解放的希望寄托在国民党，尤其是1924年改组后的国民党身上。国民党右派背叛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后，何香凝虽对国民党不能切实地保护妇女权利而不满，但是在国家危亡的背景下，何香凝还是大声疾呼，呼吁妇女同胞团结一致，拥护抗战建国。抗战胜利后，就在国人以为外患已除，可以建设新国家的时候，不久国民党就再次证明其腐败依旧、独裁依旧，何香凝对国民党最终从失望变成了绝望。
1947年3月，在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之际，何香凝撰文反思了国民党对提倡妇女权利的态度。她痛苦地看到自己在国民党二大上所提出的保障女权的议案所列举的五项“女同胞起码的做人权利”（即：结婚离婚自由；有财产继承权；保障妇女职业，各机关开放，容纳妇女；优待女工女职员，产前产后得有相当假期，薪津照给；废除童养媳及蓄婢制度）“只实现了极少极少的一部分，无关重要的一部分，在大问题上依然和先前并无两样”。她指出中国女性所遭受的“这一切痛苦，主要是由于不良政治所造成”，认为国民党政府统治中国二十余年的历史“是少数特权阶级奴役着人民的历史，也是一部充满了人民的污血、饥饿和仇恨的历史”，号召妇女运动掉转锋芒，“向着腐烂的独裁统治，向着反民主的逆流和侵略我们的美帝国主义者”。在文章最后，何香凝强调，“在民主和平还未彻底实现之前，中国妇女的叹息和痛苦是永远不会终结的，中国妇女的枷锁也是永远不能摆脱的。只有竭智尽忠的为民主和平而战斗，才是我们妇女争取真正解放的唯一道路”。
结语
梳理不同时期何香凝妇女解放思想的演变，其主张有变与不变。变的是对不同时期妇女解放运动实现方式的看法，不变是其精神内核，即：（1）女权应当与国权携手并进，妇女解放不可能离开政治革命、民族革命而单独取得成功，妇女应积极参与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与男性共同致力于追求民族独立和政治民主；（2）妇女解放运动的主体是劳动妇女，应关注其生活境遇的改善。
显然，何香凝的妇女运动思想与西方女权运动思想存在着极大的不同，造成差异的主要原因大致有如下几点：
第一，近代以来亡国灭种的危机决定了中国的女权运动自诞生之日起就非单纯追求个人权利的运动，除追求女性权利之外，追求民族独立是其目标之一，外患越深，后者的地位就越重要。何香凝是具有强烈使命感的爱国主义者，在国难当头之时，自然而然就会将国权置于女权之上。西方的女权运动则基本上属于纯粹的人权运动，不存在与国权的纠葛。
第二，从辛亥革命到国民革命，近代中国革命的共同特点是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思想革命于一体，三者在人员上有较多重合之处，不同目标的革命往往有毕其功于一役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另一方面，时人观念中也认为，政治革命是革新社会的根本途径。何香凝身兼政治革命家与女权主义者于一身，产生女权运动要与政治革命、民族革命相结合的认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相反，在西方的绝大多数历史时期，女权运动与政治革命是相分离的，妇女解放很少与政治革命者结成同盟。
第三，近代中国妇女解放运动的一个重要特点是要将西方数百年女权运动的目标整合，试图在短时期内从最落后变成最先进。20世纪初，当欧美女性争取选举权的运动方兴未艾之时，尚属于清王朝子民的留日女学生就开始将争取参政权列为奋斗目标了，其主张之激进可见一斑。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中国妇女解放思想库更迎来了最新的成员——苏联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思想。何香凝吸收了从欧美、日本到苏联的女权运动思想，其中相当部分主张是超前于时代的，这与西方女权运动有具体的目标指向又大不相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