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8月15日，是抗日战争胜利68周年纪念日。我在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第三干休所拜访了副军职离休“老八路”刘国霖。他是仲恺农工学校蚕桑专业1937年毕业生，毕业后，在何香凝校长抗日救亡的爱国精神鼓舞下，奔赴延安，入抗日军政大学受训，从事敌特情报、教育日本战俘工作，为抗战胜利立下汗马功劳。新中国成立后，刘国霖长期在国防科委工作，曾任后勤部特种装备部部长。如今，已95岁高龄，但仍去钓鱼、游泳、骑三轮车买菜等。我携妻、女、孙到访，他非常高兴、热情接待，并进行了两次长谈，摘录记录整理如下：
刘：我的侄孙女刘詠诗现就读母校人力资源专业。她常给我说到母校的扩大发展，令我这个老校友很高兴。
余：记得1996年秋天，你曾回母校。转眼17年过去了，母校的发展变化的确很大。想当年，母校解放前22年培养的毕业生总共才六七百人，看如今，每年毕业生就有三四千人。你争取再回校看看吧。
刘：我的腿不方便，但很想念母校。母校的培育之恩，我没有忘记。我在校时，有日语课，每周三节课6个小时，教材是商务印书馆《日语读本》4册。何校长聘请曾留学日本的崔国滔当教师。崔娶日本妻夏田武子。她也来教过一年日语。我的日语成绩较好，被留校当桂应祥(朝鲜人、日籍蚕桑专家）助手。桂用日文写成的科研论文，由我译成中文。
余：由于你的日语水平好，所以到延安后被安排与日本战俘打交道。刘学长，你谈谈是如何奔向延安的吧。
刘：广州沦陷前，母校搬迁南海西樵。我在官山蚕种基地协助搞科研、数蚕虫。而抗日将士在前线浴血奋战，我坐不住了，便通过已北上的同学介绍，持《仲恺农工学校证明》，到八路军驻广州未公开的办事处，由一位姓雷的同志去写了一封给林（彪）、罗（瑞卿）的信，让我到延安抗日军政大学。
余：八路军驻广州未公开办事处是什么地方？
刘：就是我们何香凝校长在东山百子路10号的双清楼。我把给林、罗的信秘密藏带上路，自费坐火车到武汉，再由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帮忙解决去的西安火车票。乘车人多非常拥挤，没有座位，更没有卧铺。火车还常遭日机追着轰炸。一晚，我爬上行李架睡觉，一觉醒来，鞋子被人偷走了。我是赤脚到西安的。后来，好不容易买了一双鞋，找到西安公开挂牌的八路军办事处。
余：革命青年奔赴延安，历尽艰苦。你到了西安，总算顺利了。
刘：艰苦的还在后头哩！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安排我休息一两天，汇集来自全国各地青年，每批约30人，由八路军为干部带队上路，从西安步行到延安去。每天平均走70华里，我记得走了9天。头一天特别难受，脚由痛到肿，到麻，甚至起血泡。时值秋雨季节，坡斜路滑泥浆多，要手脚并用爬行。
余：怎么吃、睡？
刘：第一天走了60华里之后，到达径阳县城，借住一间小学课室。吃的是又大又粗的高深锅饼。习惯了广东饮食的我很难进口。幸好同行有位香港青年带有几个月饼，他分些月饼给我夹着粗硬锅饼吃，才勉强咽下充饥。后来的几天，自己可以掏钱买些面食，但对羊杂汤的腥臊味很不惯。艰苦行军多天之后，到了甘泉县，接近陕甘边区，才第一次吃上小米饭，大大增强了信心。走了9天，我的鞋烂了，途中又无处购买，我又是赤脚抵达延安的。广东人赤脚走路是常见的，延安人就感到奇怪了。到达延安的第一天，我到河边冲凉。此后天冷，每星期到澡堂洗澡一次，叫“下饺子”。宿舍每10人一房，平铺大炕，虱子满床，戏称是“革命床”。
余：你在如此艰苦的环境锻炼成长，真不容易呀，抚今追昔，当今在和平环境里读书的青年学生，实在太幸福了！请刘学长讲讲抗日战争中教育日本俘虏的事吧。
刘：1938年我进入延安抗日军政大学。1939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在八路军129师政治部敌工部任职。我懂日语，主要工作是教育日俘，潜近日军碉堡前喊话，瓦解日军斗志。工作颇有成效。到了晚年，我写了一本小书《一个“老八路”的回忆》，同时，翻译了铃木传之郎著的《一个日本俘虏的反思》，合成一本《日本俘虏在延安》出版。已经再版两次，这次我不详述了。
我老了，寄希望于下一代。薪火传承，明天会更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