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兆国
今天，我们怀着十分崇敬的心情在这里举行座谈会，纪念费孝通同志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的非凡业绩和杰出贡献，追思和学习他为国家、为民族、为人民不懈奋斗的高尚品格和始终不渝的理想追求。
费孝通同志是我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中国民主同盟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他一生胸怀对中华民族的历史责任和对人民的无限热爱，为了人民幸福、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殚精竭虑，无私奉献，直至生命的最后阶段，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费孝通同志1910年11月出生于江苏吴江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在他青少年时代，政府腐败，军阀混战，内忧外患，民生凋敝。面对处于沉重灾难和深刻危机中的国家和民族，早年的费孝通立下了“志在富民”的理想抱负和人生追求。1930年，他进入燕京大学投身社会学研究，后考入清华大学，成为我国最早在本土获得社会人类学硕士的青年学者。1935年，他赴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学习，获得博士学位。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费孝通同志怀着拳拳爱国之心，于1938年毅然回国。在战火纷飞的艰苦环境下，他坚持开展研究工作，创办了云南大学—燕京大学社会实地工作站，深入乡村进行社会调查，对中国的农村社会、家庭结构、民族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农村问题的论著和文章，培养了一批社会学学者。他积极投身抗日民主运动，1942年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与其他学者发表声明，撰写文章，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一二·一”惨案后，他与云南大学其他教授一同发表声明，声援和支持昆明学生的“反内战、争民主”运动。1946年1月，他与一些教育工作者联名致函正在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呼吁停止内战，成立联合政府，保障民主权利。李公朴、闻一多被反动派暗杀后，他被国民党政府列入黑名单，生命受到威胁，被迫离开云南。他一直关心和期盼人民解放事业。1949年初，他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五一”口号，应邀赴西柏坡共商建国大计，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共领导人的亲切接见，深受鼓舞和教育，从此开始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与共产党亲密合作的光辉一生。1949年9月，他作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正式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10月1日，参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见证了新中国的诞生。
新中国成立后，费孝通同志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国家的民族事业和教育事业，先后任清华大学教授、校务委员会委员、副教务长，中央民族学院教授、副院长，中央人民政府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专家局副局长等职。1950年6月，根据中央有关派出中央民族访问团到各民族地区访问的决定和安排，他先后担任西南、中南访问团副团长，带队深入贵州、广西等民族地区，积极宣传《共同纲领》确立的新中国民族政策，传达党和国家对少数民族同胞的深切关怀，增强了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巩固了祖国各民族大家庭兄弟般团结。1951年，他参加中央民族学院筹建工作，参与制定学院办学宗旨和发展方向，明确了研究民族问题、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和各类高级专门人才的办学定位，并担任学院的副院长，为我国民族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他负责组建了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广招一流人才，使中央民族学院很快成为中国民族学研究的著名机构。
1957年，费孝通同志被错划为右派。“文化大革命”中，他受到冲击，被下放到“五七”干校。虽历经坎坷，费孝通同志矢志不移，坚守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贞信念，表现出一个爱国主义者的优秀品质和崇高风范。
费孝通同志是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民族委员会委员，政协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长期参加国家政治生活。改革开放后，费孝通同志先后担任政协第六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第七、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等领导职务。他认真履行自己的职责，积极参与党和国家大政方针的协商，始终致力于国家民主法制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是治国安邦的总章程。1980年9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修改宪法的建议，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宪法和成立宪法修改委员会的决议。作为宪法修改委员会成员，费孝通同志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积极参加讨论，坚决拥护和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发表了许多真知灼见，为1982年宪法的出台作出了宝贵贡献。
费孝通同志注重把领导工作与学术研究、社会活动密切结合起来，通过开展区域发展战略研究，进行“国是咨询”，将参政议政工作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他谈的最多的是富民，思考最多的是发展。他利用一切机会，深入了解和准确把握中国社会变迁特别是中国农村不断发生新变化的真实情况，提出要“抓得住、理得清、讲得出、看得懂、好操作”。他沿着村庄—城镇—区域发展的轨迹，不断深入探索乡土社会向现代社会发展转变的规律和农民致富的多种模式。他认真研究中国乡镇企业和小城镇发展、边区和民族地区发展、城乡关系、区域发展等新情况新问题，发表了许多具有重要影响的论著和文章，提出了许多富有开拓性的理论观点，为改革开放和区域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持，作出了独特贡献。
在全国人大工作期间，费孝通同志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依法履行职责，为坚持和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付出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他指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个好形式，有利于发扬民主，也有利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作用。他积极参与全国人大的立法工作，提出立法工作要适应我国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形势，多吸收实践经验，多做调查研究，使立法与实际更加紧密地结合起来。他积极参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监督工作。1995年到1997年，已是80多岁高龄的费孝通，仍亲自率领全国人大常委会执法检查组到地方检查义务教育法、教育法、科学技术进步法等法律的实施情况，深入基层调查研究，积极推动法律的贯彻执行。费孝通同志满腔热情地投身祖国统一大业。1985年6月，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费孝通同志担任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他积极参加起草工作，提出了很多重要意见，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制定作出了积极贡献，充分体现了对国家、对人民、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1997年，87岁高龄的费孝通同志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成员之一，赴香港参加了香港回归祖国的政权交接仪式。他深有感触地说：“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祖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的百年期盼，雪洗香港被侵占的历史耻辱。”
费孝通同志是德高望重的民主党派领导人。他始终不渝地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为巩固和发展爱国统一战线、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总结自己几十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共事的经验时，总是紧密结合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发展和演变，一再强调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充分发挥新时期统一战线的重要作用，充分发挥民主党派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方面的积极作用。1987年后，费孝通同志担任中国民主同盟中央主席、中央名誉主席。在主持民盟中央工作中，他始终坚持同中国共产党亲密合作，围绕中心、服务大局、扎实工作、充分发挥民盟在智力上的优势，把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办法，做好事、做实事”确立为民盟的工作思路，并身体力行。他先后对我国西北地区、西南地区、黄河中上游、黄河三角洲、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地区、中原经济协作区、淮海经济协作区、东北地区、京九铁路沿线地区等进行实地调查，代表民盟中央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提出了许多既符合实际、又具有全局意义的重要发展思路与工作建议。尤其是关于上海浦东开发和促进22个人口较少民族发展的建议，受到党和政府的赞同和肯定。
费孝通同志一生致力于社会科学研究，是享誉海内外的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是中国现代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创始人。在学术生涯早期，他努力开拓社会学中国化的研究途径，积极开展社会调查，出版和发表了《江村经济》、《禄村农田》、《生育制度》、《乡土中国》等一批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和文章，为人们观察和思考中国社会现象提供了独特的理论框架和思想观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1979年，面对当时社会学长期荒芜、人才短缺、亟待恢复重建的困难局面，年近七十的费孝通同志受中央委托主持社会学学科重建工作。他几乎是白手起家，克服重重困难，先后召开社会学科研人员座谈会，组织成立中国社会学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并担任第一届学会会长和研究所所长。他坚决贯彻邓小平同志关于社会学要“赶快补课”的精神，迅速行动，很快就确定了社会学恢复重建的工作重点和发展方向，规划了学科建设、课程教材等，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使我国社会学迎来了发展繁荣的春天。他主张当代的中国社会学必须立足于中国社会的实际生活，从科学的社会调查研究入手，建立符合中国社会实际和中华民族特点的社会学。他以身作则开展实地调查，积极推进中国社会学研究向更广更深方向拓展。他紧密结合改革开放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以敏锐的思维和深邃的眼光，不断提出有关经济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思想与理论，在诸多方面都有独到精辟的见解。1983年发表《小城镇大问题》，1987年提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理论，1990年提出“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社会和谐观点，1995年提出“文化自觉”的思想，深入思考了中国富了以后怎么办等问题，这些重要思想和理论为我们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学术和精神财富，不仅在当时而且在今天对于我们研究当代中国社会问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他在社会科学研究方面取得的卓越成就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赢得了广泛的赞誉，先后获得国际应用人类学会马林诺斯基纪念奖、英国皇家人类学会赫胥黎纪念奖章、美国大英百科全书奖、日本亚洲文化大奖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特别荣誉奖等著名奖项。他超凡的才智、渊博的学识和治学育人的风范，赢得了人们深深的钦佩和敬重。
费孝通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艰辛前进、追求真理的一生。他的非凡业绩和杰出贡献，深深铭记在我们的心中；他的高尚品格和奋斗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他的学术追求和治学修养，为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树立了人生楷模。
今天我们纪念费孝通同志，要学习他胸怀祖国、情系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费孝通同志在云南大学、西南联大执教期间，面对国民党政府消极抗战、积极反共，对外投降、对内镇压的倒行逆施，他坚定地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中，成为著名的“民主教授”。新中国成立后，他以满腔的爱国热忱积极投身于国家建设事业，兢兢业业，忘我工作，贡献了全部精力和智慧。“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继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把个人命运同祖国命运紧紧连在一起，自觉肩负起社会责任，把自己的知识服务于社会、服务于人民。作为民盟的卓越领导人，他致力于推动民盟工作面向经济建设，贴近实际、贴近百姓，多做实事、多做好事，团结带领全体民盟成员为祖国统一和中华振兴贡献力量。作为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他参加国务活动的同时，积极从事文化、教育、社会等活动，促进社会事业发展；推动两岸三地民间合作与交流，广交海内外朋友，促进祖国统一。1998年以后，他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但他仍然不辞辛苦，为国家和人民四处奔波、开展调研、出谋划策，同时勤奋读书、笔耕不辍。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始终保持爱祖国爱人民的深切情怀，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为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
今天我们纪念费孝通同志，要学习他衷心拥护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矢志不渝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坚定信念。费孝通同志热爱中国共产党，始终坚信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虽然经历坎坷矢志不移。他曾多次表示，正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多党合作事业，才使他为人民作贡献的理想得以真正实现。作为中国共产党值得信赖的挚友和诤友，他同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三代中央领导核心和胡锦涛总书记等中共领导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同中国共产党建立了亲密无间、牢不可破的关系。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他更加自觉地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极大的热忱积极投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事业。1998年10月，中央统战部在西柏坡组织纪念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共“五一”口号50周年活动，重访故地的费孝通同志饱含深情地说：“抚今追昔，我认为50年前各民主党派响应中国共产党的号召，聚集在中国共产党周围，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个正确的历史选择，是民主党派的优良传统，是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的胜利。我深切地感受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把老一辈民主党派人士同中国共产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真诚合作、不断进步的优良传统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
今天我们纪念费孝通同志，要学习他勤奋求实、身体力行的优良作风。费孝通同志始终践行“从实求知”、“知行合一”的理念，主张从实际生活中得到知识，强调从实际出发，总结人民群众和基层所创造的经验，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再用于指导实践。他一生勤于走路，注重实地调研，行行重行行，走向农村、走向基层、走向群众，足迹遍及祖国的山山水水。为了帮助当地农民寻找脱贫致富和加快发展的路子，他七下甘肃定西，30余次到江苏吴江调查走访。2003年，93岁高龄的费孝通还到黑龙江省，专门就社区建设和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等问题进行考察。他一生勤于读书和思考，始终紧密联系中国的国情和实际，不断探索富民强国的道路。他的理论来源于实践，又在实践中得到应用，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和广泛的影响，充分体现了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的巨大理论价值和实践价值。我们向他学习，就是要像他那样不懈追求、求真务实，坚持理论面向实际，从实践中来、到实践中去，努力在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方面不断取得新成就。
当前，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正在全面贯彻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在更高的起点上开创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局面。新中国已经走过了61年的光辉历程，中华民族正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走向未来、走向世界。费孝通同志等先辈们孜孜以求并为之终身奋斗的伟大目标正在逐步实现。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周围，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承费孝通同志的思想，弘扬费孝通同志的精神，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努力奋斗。
（作者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