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廖仲恺具有勤于探索，与时俱进的奋斗精神
他诞生于暴风骤雨席卷大地的峥嵘岁月。近代中国，从英国于1840年挑起鸦片战争以来，资本——帝国主义采用包括暴力在内的各种手段推行殖民掠夺政策，并同封建统治者相互勾结，使封建的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青年的廖仲恺，深感民族危机的深重，为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东渡扶桑，就读于中央大学等学校。在日本留学的日子里，他积极参与对社会主义的探索，成为中国首批参加对社会主义探索的先驱者之一。
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廖仲恺从广州到了上海，奉孙中山的指派，他和朱执信、胡汉民等人创办了《星期评论》和《建设》杂志，以作宣传民主革命理论的阵地，阐发和传播孙中山的学说。在这期间，廖仲恺先后翻译和撰写了数篇文章，阐发孙中山的思想，尤其是对民权、民生问题进行了可贵的探索。
1919年五四运动的惊雷，似一缕清风拂动了廖仲恺的胸怀。尤其是1921年中国共产党诞生后，经过与共产党人的接触，他认定年青的共产党人是诚心诚意干革命的。吸收他们加入到国民党里来，是国民党的“一个新生命”。因此，他竭诚拥护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主张，并且身体力行，排除一切阻力，付诸实践，成为协助 孙中山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第一功臣。
无可争辩的史实表明，由于廖仲恺勤于探索，勤于思考，不断地超越自我，积极地响应时代的召唤，顺应了急湍的时代大潮，使自已的思想经过实践的扬弃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成为一位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成为站在时代潮流前面的伟大人物。
其次，廖仲恺具有廉洁自律、执政为民的奉献精神
他长期主管财政，但为官清廉，两袖清风。辛亥革命失败后，廖仲恺夫妇流亡到了日本东京，在千驮谷附近的青山七丁目安下了家。他们住的房子很简陋，只有两间房，胡汉民夫妇住一间，他们住一间，会客、吃饭、睡觉都在里面。每月的房租仅20元，其他各项开支都很节省。海外人士知道廖仲恺当过一年的财政司长，以为他一定很有钱，见他过着如此俭朴的生活，无不感到惊讶。1917年9月24日，廖仲恺被大元帅孙中山委任为军政府财政部次长，在财政总长唐绍仪就任之前，代理总长职权。在任职期间，他规定了严格的财经纪律，并督促部属按章办事，在他卸职结算时，没有一笔不清的账目。他一丝不苟的态度得到了人们的赞扬。。他常常说：“为官不能爱钱，爱钱则民穷，民穷则国弱。”廖仲恺言行一致，说到做到，死后家无余财。
廖仲恺心系群众，执政为民，全心全意为民办事。据他的女儿廖梦醒回忆：有一次，香港的亲戚从香港带回一些牛奶、饼干、罐头等礼物，他嘱咐患病的女儿不要吃，把这些礼物全部送给有病的工人。他一度兼任广东省省长、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部长等多项职务，工作相当繁忙，但他仍然深入到农村去，接触下层群众，给他们做报告，号召他们组织农民协会。有一次他去香山县（今中山市），船抵码头时发现县政府已备好车辆迎接，但他却坚持步行至县党部，市民们深深地感到在他的身上充满平民精神，都讶为奇观。
廖仲恺热心和工农交朋友。他常常告诫身边的工作人员，“以后如有学生及农民、工人来问什么，你们应该详细向之解释。”他自已也常常在百忙中接待来访的工人、农民，尽力帮助他们排忧解难。1924年的某一天，番禺县夏园乡（今属广州市黄埔区）农民协会的一位职员来农民部找廖仲恺，向他报告该农会有三位会员无辜被中央直辖第三军王天任部捉去。廖仲恺派人下去调查，弄清情况属实后，便多次亲笔写信要王天任放人，在廖仲恺再三催促下，这三位农民终于获释。
廖仲恺为政清廉造福社会是有口皆碑的。他的无私奉献精神使他在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望。他逝世后，中山、南海、番禺等地的农民纷纷自动赶到广州来加入出殡的行列，工人、农民、学生、市民群众共20多万人参加葬礼，情绪热烈、悲壮，其场面相当感人。
再次，廖仲恺具有鞠躬尽瘁、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
自从投身革命之日起，他便把生死置之度外。在日本留学期间，他曾经奉孙中山之委派，冒着生命危险，回国内长驻“天津法军营中”担任翻译文件和联络工作。天津是清王朝的京畿地区，堪称“虎穴”，危险性很大。他明知艰险，却欣然前往。临别时，他的夫人何香凝写下悲壮的诗篇：“国仇未复心难死，忍作寻常泣别声。劝君莫惜头颅贵，留取中华史上名。”诗词情真意切，充分体现了这对革命伴侣为了革命事业不怕牺牲的豪情壮志。
1922年6月，廖仲恺被陈炯明囚禁后，面对死亡，他无所畏惧，大义凛然。在狱中，他写了数首诗词，鞭挞了陈炯明之流的可耻行径，把他们比喻为连“马勃牛溲”都不如的“鼠”和“虫”，对于这群害人虫，表示极大的愤怒和憎恶。同时给夫人写了“诀别诗”，其中有4句写道：“后事凭君独任劳，莫教辜负女中豪，我身虽去灵明在，胜似屠门握杀刀。”诗词慷慨激昂，感人至深！
1925年8月，在廖仲恺被暗杀前的半个多月，杀廖的风声已越传越紧，大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势。廖仲恺也听到了，他只当做笑话和朋友说“我倒要尝尝它的滋味呢！”何香凝也提醒他要增加卫兵，他坦然地说：“我生平为人做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国家，对不起民众的地方。中国如果不联俄联共，就没有出路。他们如果铁心想来暗杀我，防备也是没有用处的。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是不能松懈一步的。“这番肺腑之言，展现了一位民主革命家的铮铮铁骨！
仲恺精神的内涵无疑是十分丰富的，但总体来说，集中体现在以上三个方面。廖仲恺从爱国走向革命，从一位热衷改革的青年成长为一位伟大的革命家，在其2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正是这种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他在漫长的征途中始终顺应时代潮流，披荆斩棘，勇往直前。也正是因为他这种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使他在国共两党以及广大人民群众中赢得很高的威望。邓颖超大姐曾经称颂说：“廖仲恺、何香凝先生一生为中国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建树了光辉的业绩。他们坚持原则，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廉洁奉公，不断进步，勇于牺牲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永远值得我们尊敬和学习！（邓颖超：《在缅怀廖仲恺先生、纪念何香凝先生逝世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82年8月30日）笔者认为，这段精辟的话语是对仲恺精神的高度概括和科学表述，深刻地揭示出了其主要内容和灵魂。
毫无疑问，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中卓越的思想、政治代表，廖仲恺、黄兴、朱执信等人都是他的重要助手。他们都是一群爱国爱民，为使祖国臻于独立、民主和富强而甘愿抛头颅洒热血的仁人志士，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但与其他民主革命家相比较，由于家庭背景、经历、性格、政治素养等的区别，又确有自已的“特质”和品格，烙下自已鲜明的印记，因而在某些方面，别具风采，显示出独特的精神风貌。
早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就曾经指出：“今天的中国 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继承这一份珍贵的遗产。”（《毛泽东选集》第522页）由此而言，廖仲恺的思想同样也是中华民族的瑰宝之一，我们应该十分珍惜它，并且传承下去。
当前，我们要把贯彻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高等学校校园文化建设的意见》和弘扬仲恺精神有机地结合起来，使仲恺精神代代相传，让鲜艳的精神文明之花在美丽的仲园永远盛开！
（来源：117期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