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福昌简介：
1935年12月25日出生，广州市人，中共党员。1950年考取仲恺农校，1951年入伍，1956年入党，1978年转业，1996年退休。曾任水兵、副班长、班长、部门长、副业务长、业务长、副舰长。转业后任广州市机电工业局企业整顿办公室负责人、南方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兼总经理、广州近海集团总经理助理、深圳中老年保健大学校长。
从仲恺农校参军
我出生于广州市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毕业于中山大学，在番禺中学教书。母亲解放前担任过党的地下通讯员，解放后在居委会工作，是广州市模范基干。我姐弟三人从小就认真好学。1950年9月，我从广州市第二中学初中毕业后，和孪生姐姐朱基华一同考取广州仲恺农校，当时姐姐获取全校第一名，我是全校第三名。
仲恺农校是有光荣革命历史的名校，校风很好，为祖国培养了许多优秀人才。老师、同学都很喜欢我们，姐姐分到合作科，成为骨干。我被选为农艺科农一甲班的班长，第一学期全班第一名，并当选为学生会宣传部部长。不久，我加入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仲恺愉快的学习、生活，师长、同学们的爱护使我茁壮成长，奠定了人生的基础。
1950年6月25日，美帝国主义发动了侵略朝鲜的战争。10月19日，毛主席派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与朝鲜人民一道，同美国军队决一死战。团中央和全国学联也先后发出号召，“爱国的青年学生们，要踊跃报名参军参干。”作为仲恺的最早的共青团员和学生会的宣传部长，我每天都配合学校开展“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宣传教育，号召有光荣革命传统的仲恺学生投笔从戎，英勇参军。仲恺和全国、广州市各大、中学校一样，掀起了报名参军参干的高潮。
仲恺全校学生都报了名。但体检合格、并获得批准参军的仅57人。我也于1950年10月报了名参军。政审合格了，可我当时只有15岁，年龄太小，体检一关没有通过。我急得哭了鼻子，好伤心呀。但我决心很大，不泄气。从此，我每天积极锻炼身体，天天在珠江练游泳，吃饭吃多点，1951年初，我终于通过了体检，被批准参军了。我父母虽然舍不得，但也深明大义，最终同意了我参军。
1951年3月3日，终于等来了入伍通知。仲恺农校举行了第二批入伍学生欢送会，场面很热闹，秧歌队敲着锣鼓，扭着秧歌，参军同学胸戴大红花，高唱着“青年团员之歌”。欢送仪式后，学校派小艇送我们到对岸二沙头，转乘解放军的大卡车到南方大学，开始为期四个月的军政训练。
南方大学旧址就是现在的华师大校园。叶剑英亲任校长，副校长是陈唯实。当时，我被分配到三期五部十六班，当选为班长兼学委会主席。南大是个革命的熔炉，我们参加劳动建校和军事技术训练，接受思想政治教育，树立了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
保卫祖国的海疆
在南方大学毕业后，我们于1951年7月25日出发北上。到达南京的时候，适逢志愿军打赢了第五次战役，美国要求和平谈判，所以我们就地待命。我们这批学生兵的特点是年龄小，文化高，于是接到命令：“不上朝鲜战场，全部拨入海军。”于是，我们进入南京狮子山下的海军联合学校第一分校，专门学习枪炮和鱼水雷专业。中队长是战斗英雄，把光荣传统教给我们。教官由苏联军事专家和国民党起义的军官担任。1952年5月，我毕业后被分配到中南海军（后改为南海舰队）第一舰队第一大队Y-2舰当水雷兵。
我们从南京坐火车到广州天字码头，改乘勇敢号护卫舰到黄埔军校门口码头，欢迎会在国民党起义的中字号军舰上开。从1952年登上军舰起，我就成为了一名名副其实的水兵。出海的头三次，我呕吐得很厉害，不过从第四次出海起，到离开部队止，我都没有再晕船呕吐过。一些从陆军来的工农同志，晕船厉害，连黄胆水都吐了出来。我们住在后甲板下一个12平方米的水兵仓，“品”字形三层九个水兵吊床，挤得转不过身来。夏日炎炎，解放鞋的胶都能烫融了，我们热得汗如雨下，简直不能入睡。冬天，寒潮大风，穿上军大衣也还觉得冷。
从1952年到1957年，我们除了巡逻、护航、剿匪、抓特务、打美国飞机、打入侵我领海的外国舰艇外，主要是执行战斗扫雷，开辟安全航道的光荣任务。我和舰队各舰艇的水雷兵都参加了南海海域每个港口的战斗扫雷任务。从珠江口开始，西至北部湾、三亚港、湛江港，东至汕头、汕尾港，通通都扫过了，彻底排除了国民党遗留下来的水雷威胁，保证了舰队和商船航行的安全。水雷兵是“海上农夫”，非常艰苦危险，天天都在海上“耕耘”，放下扫雷具扫清航道。扫完后又把扫雷具收上甲板，日日进行保养维护，既要吃大苦耐大劳，又要开动脑筋，才能取得胜利。因此，我们被称为“海军的工兵”、“开路的先锋队”。几年的操劳，使我患上了腰肌劳损。但我们咬牙挺住，从不叫苦！
在南海舰队服役期间，由于我在出海巡航等方面表现突出，所以连续两年荣获三等功，还参加了首届英模代表大会，之后升任副班长。1954年全年都是战斗护航，因为当时东欧和中国有贸易往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在珠江口到海南岛的海域保护商船，防止美英、台湾国民党袭击，而且当时朝鲜停战，美军退兵到南海诸岛，所以我们也有保护南海安全的任务。1955年，我升任班长和第三战斗部门的副部门长。当时的舰艇分为五个部门，第一部门是航海，第二部门是枪炮，第三部门是水中武器，第四部门是通讯译制，第五部门是机电。我在第三部门。
1955年到1956年，我去海口训练越南海军。当时中越关系好，中央倡导“援越抗美”，所以我就被派去当教官。我的学生里面有越南领导的儿子，士兵都是高中毕业的云南小伙子。我们当教官的时候配有一个翻译，所以沟通上没有问题。他们毕业后就被送回越南河内等地方。
1955年我被授予海军少尉军官，并且在1956年9月20日入党，1957年升为海南海军基地水警区司令部副业务长。1958年我参加炮打金门。我们从海南岛出发，然后到达汕头休整训练，最后到达厦门待战。6月到8月两个月，在厦门岛炮打金门岛，蒋军炮兵举白旗投降。8月22日到23日，以东海舰队为主力，南海舰队配合，一举击沉蒋军的一艘运输舰。之后中央主动停战，改成单日打，双日不打。就这样打打停停，保持状态，让国民党有喘息之机，也是防止台湾兵败完全投奔美国。就这样一直打到1959年，我调回海口就升为正业务长了，当时24岁。1960年成为首席业务长。在三年困难时期，部队受到的影响比较小，没东西吃的时候我们就把船后面的炮拆下来打渔，所以我们没有挨饿。
1966年“文革”开始，我成了“黑秀才”、“黑参谋”。1969年我收到复员命令了。当时很痛苦，很舍不得部队，所以跑去海边射子弹发泄。最后也只能回到广州当工人。
老有所乐老有所为
1978年我调回部队，但是毕竟离开九年了，部队也没有我的位置，虽然政治上平反，经济上还是差一截，所以三个月后我就转业到广州市机电工业局机关工作。1984年创办广州南方开发有限公司，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6年退休的时候被评为“优秀老干部”。
2002年，我创办了一家以营养、健康、保健、养生为教学中心的新型大学——深圳中老年保健大学，提出“交健康朋友，走健康道路，干健康事业”。
总结我这一生，已经做到了无怨无悔，而且一辈子不甘落后，总是希望可以争当先进，把青春贡献给祖国，做一颗对社会有用的螺丝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