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中国共产党九十周年华诞。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的侵略，打倒了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政府，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党又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使我们国家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日益提升，人民生活得到很大的提高和改善。可以说，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的今天。
我于1942年参加抗日和革命工作活动至现在已有68年。从我所见所闻以及亲身的经历，深深地感到中国共产党是光明伟大的，我有两点刻骨铭心的体会：
第一，就是一定要坚信中国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共产党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产主义，因为相信党才有理想信念，才有信心，听党的话才不会迷失方向，才有成果。
第二，一定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以人为本，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是我党的宗旨，有人民群众的支持才有力量，事业才能有成就，否则一事无成。
一、相信党、听党话、跟党走
我从一个满腔热情，热爱祖国，不愿做忘国奴的青年，成长为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相信党、听党话、跟党走。1944年春节，我们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在高明、鹤山县与国民党一个团的正规军打了一仗后，计划经新兴县转移到“三罗”地区开辟云雾山区，建立革命根据地，当时我军领导思想麻痹，认为部队战士疲劳，要休整一下，结果造成驻地没找好。有一位反动乡长，派人密报国民党158师，敌即直追上来，并占领了有利地势，居高临下向我驻地开火，我军虽英勇抵抗，结果在撤退时，司令员中枪牺牲，战士阵亡50多人，被俘50多人。这一战的损失和影响都很大，敌人嚣张，群众害怕，对我们开展革命工作极为不利。
但新兴县的共产党组织和党员，坚信党的事业一定会成功，失败和挫折是暂时的，所以立即动员起来，把牺牲的50多位同志的尸体埋好，抢救伤员，搜集掩护被打散的同志。当时中共新兴县特派员罗明为了摸清敌情，要立即深入敌人驻地坝塘村了解敌人的动态和我们被俘同志的情况。他对我说，这工作是紧急、艰难和危险的，一不小心就会有生命危险或完不成任务。你怕不怕？当时我想，在入党宣誓时，我说要忠于党，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不怕牺牲，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不怕，接受了这个任务，并很好地完成了任务。不久，党组织又两次派我带信（含口讯）深入新兴县监狱探望被俘的同志，传达县委领导的指示，要同志们在狱中团结一致，坚持斗争，等待救援。当时党组织知道狱中的情况极少，组织只对我说狱中有一位女同志，而我与这位同志互不认识。但想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再艰难危险都要完成任务。我当即向人借了一套童子军军装穿上，深入敌人监狱传信，狱中的同志遵照党的指示团结斗争，直至被救出狱。我也因完成了任务，受到党组织的表扬。
1948年我已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阳支队新兴县人民游击独立大队大队长兼政委、中共新兴县委委员，与反动的国民党军队打过多次仗。反动政府曾派一个中队到我的家乡扶桂村要捉我和支援我新高鹤部队袭击东成区警察所时斩断电话线的青年群众，他们公开说，如刘良荣回来要报告县政府，逮到或杀死我的有奖等。后来反动政府和军队明知用武力解决是不可能的，则在全县公开宣布，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说捉到或杀死刘良荣有奖。如他本人或率领部队向县政府投降，给予更高官职。但我相信党，也相信自己，听党的话，跟党走，革命到底，绝不投降。我率领部队参加战斗，连续打了几次胜仗，歼灭了一批敌人，开辟了大片新区。1949年4月，成立了新兴县人民政府，我任副县长，先后以新兴县人民游击队独立大队大队长和县人民政府副县长的名义发出《告全县人民书》，号召他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跟共产党走，推翻国民党反动政府的统治。1949年4月，发出《告国民党官兵书》，通令他们认识形势，弃暗投明向我县人民政府投降。10月20日，我们率领部队进县城在接收县反动政府时，仍看到我发给伪县长的公开信。
1956年，我任封开县委书记。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斗争被审查，到“五七干校”劳动，当时被称为“走资派”，不能过党的组织生活。那时有人问我，听说现在有一条政策可以回家种田，回去不回去？我当即斩钉截铁地说，我不回去，我还要干革命，做个光明磊落的共产党员、革命干部。我相信党，党也相信我，需要我，不能因受到挫折而灰心。
1960年，因工作单位的领导执行了一条极左的政策，思想作风出现主观主义、形而上学的问题，错误地认为我有所谓的“历史问题”。我被撤去副处长职务，工资降一级，下放公社任副书记。但我相信，党会实事求是地把问题弄清楚的。所以，坚持了近20年的申诉，始终以一个共产党员的要求，努力做好工作。因自己还年轻，只有30多岁，积极弥补错误的处分对工作造成的损失，省地委很快提任我为县委副书记、书记。1979年，党的三中全会后，党真正执行了一条实事求是的政治路线，省委给我平了反，恢复了我原来的职务和待遇，调到省机关工作。
回顾上述这些事实，我当时为什么这么坚定相信党、相信自己，就是因为没有忘记自己是个共产党员，党给了我信念，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一定要听党的话，跟着党走，才不会丧失信心，迷失方向，才会克服困难取得胜利，在工作中才会胜不骄，挫不馁，保持一个共产党员旺盛的革命斗志。现在离休了，我也还是个共产党员，只是不再担任任何职务，但不能说什么工作都不闻不问。应是退而不休，做应做而能做的工作。
近年来，有些人由于没有好好的学习，又没有以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观点看问题，对形势进行正确的分析；有些则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脱离中国的实际看问题；有些完全以个人的利益得失看问题，极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存在的现象，就说对共产党产生了信仰危机，社会主义道路走不通，这些都是十分错误的思想认识。中国共产党建党已90周年，我们应冷静地回忆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走过的历程，从长征、大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是怎么走过来的，经历了艰苦的斗争。革命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受挫走向胜利。新中国成立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提高，民主法治得到改善和加强，外交活动和国防建设进一步发展，，这是铁的千真万确的事实，是看得见、拿得起的事实。当然，我们也应承认，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和一些领导也犯过错误，甚至是严重的错误，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造成政治、经济建设的极大的损失。但我们应客观地看到，在革命和建设的过程中都会出现高潮和低谷，一个政党、一个领导、一个人不可能完全正确，而不犯错误。特别是我们走的路，做的事，都是前人没走过的，没做过的，是摸着石头过河，不犯错误才是奇怪的，不正常的，只能争取少犯错误和犯大错误。犯错误不要紧，最怕不总结经验教训，改正错误。有句名言，“失败乃成功之母”，我们中国共产党能做到这点，能承认脱离中国实际的大跃进、文化大革命是错误的。党中央召开七千人大会，克服和纠正了大跃进浮夸风的错误，生产、经济很快上来了。打倒“四人帮”，恢复中央的正确领导，又总结了经验教训，提出改革开放。中国为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缩小城乡贫富差距和提高民主法制，采取了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使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成功。
试想，在中国近代史上有哪个执政党像中国共产党那样，自己总结经验教训，承认错误，改正错误。特别是经过国际金融风暴的考验后，国际上不少国家和我们全国人民都普遍认为，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新中国。没有新中国，就没有改革开放，就没有今天强盛的中国。这是铁的事实，但我们仍应承认，我们是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发展中国家，仍存在不少问题，有待改进和发展。因为，我们虽是个大国，但不是超级大国。党给了我们理想、信念，我们应该坚信党，听党的话，跟党走，走到底。
二、依靠人民，为了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论战争年代和建设年代，我们党都是以人为本的，所以我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战无不胜，革命战争、社会主义建设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取得了胜利，因为党给予我们理想信念，群众给予我们力量。长征时期爬雪山过草原十分危险艰苦，敌强我弱，抗日战争既要打日本，又要打国民党几百万比我们装备好得多的美式军队，但我们的革命战争是为了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组织农会、民兵，实行减租减息、减税，开国民党粮仓，分粮给群众。解放军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所以游击区、解放区发展很快，革命部队很快壮大。经济建设年代，依靠广大贫农工人、知识分子和爱国企业家进行工商业改造，使卫星上了天，总结了经验教训，把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与中国实际结合起来，提出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尽快实现小康社会。所有这些主张、措施都是相信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众的，所以得到了群众的拥护和支持。
我这几十年做过的和见过的，更使我感到“为人民服务”这一党的宗旨是正确的。
1946年东江纵队北撤期间，部队已撤到香港，准备上美国军舰到革命老区山东省烟台去，但反动的国民党与美帝国主义勾结，不给我们上船，并宣布在广东省的游击队已全部撤光了，留下的均是“土匪”，要立即进行清剿，我当时也根据上级的安排参加北撤，在元朗广九大队活动的根据地住了一段。期间我们接到香港分局通知，要部队派一小部分骨干回内地，转入地下，与国民党反动政府开展斗争。我奉命回到新高鹤地区，根据上级指示提出要民主、要生活，组织穷人求生队和农会民兵，开国民党粮仓，打反动，并开展捐枪借枪，创造条件开展武装斗争。1947年上半年，我发动和率领上千人的穷人求生队和民兵配合游击队在高明县合水抓了反动头子，消灭了反动部队，开了粮仓，在新兴县水台圩也开了粮仓，把粮食分给群众。之后，群众更支持我们，并发动大批群众参加游击队，为后来开展武装斗争，开辟革命根据地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另一件事，1947年9月，上级组织调我到恩平县去，以岗平村为立脚点，组织开展新兴县的武装斗争。当时从高明县去恩平县的途中，中共粤中特委副特派员郑锦波同志率领我与贺金龙、冯超等一个排的兵力（实际上只有十多人、一挺机枪及一个手枪组），智歼反动大队长熊华及其全部。组织把缴获敌人的一支三号左轮枪给我使用，到岗平村时又给我5元港币，把我一个人留下来，负责开展武装斗争。因周围的村庄均姓“梁”，组织提出我改为姓梁方便工作，于是我改名换姓叫“梁荣”，第二天所有的同志都离开到别处去了。我与村民称兄道弟、叔叔伯伯，并跟他们拜山祭祠堂，宣传党和游击队的宗旨政策，取得他们的信任。一次敌人来扫荡时，包围村庄好几天，群众把我送到山上，掩蔽时住、食都困难，煮饭一无米，二不能点火，怕有烟被人发现。但群众不怕，在晚上把煮好的食物送给我，直到敌人撤退后，才把我接回村中，我十分感激他们，至今仍难忘记。我们很快从几个人发展到几十人，通过捐枪借枪率领他们打反动。1947年底，中国人民解放军广阳支队司令员兼政委郑锦波在岗平村的祠堂宣布成立新兴县人民游击独立大队，我任大队长兼政委，新兴县自此有了第一支游击队。在兄弟部队的支持下，大队大张旗鼓地深入新兴县境内，开辟根据地。1949年，新兴县人民政府成立，我任副县长。有人说，我当时是由一个人、一支枪、5元港币起家的，我认为这主要归功于党的领导和群众的支持。
在革命战争时期，敌人多次集中兵力向我游击队扫荡，企图歼灭我游击队。同时，敌人采取蚕食政策，在游击队周围成立反动武装，包围我们，给我们造成了很多困难，如医生无药医病，印宣传品无纸无墨，饮食无盐无油无米，对从游击队区到圩市的群众进行十分严格的检查等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游击队仍然坚持“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新兴县合江圩，有一位从国民党起义过来负责修理枪械的战士，因奸污妇女，群众的意见很大，要求粤中纵队领导严肃处理，经批准把这个严重违反军纪的战士枪毙了。还有一位部队教导员，也因群众反映违反纪律，被批判斗争，撤去了教导员的职务，对部队的教育和影响很大。游击队的同志天冷时穿着薄衫，无被盖，就盖禾草；不住群众房间，住走廊、大厅，起床离开驻地，打扫好卫生；群众有病，就帮他们看病治病；开夜校，教识字，讲革命道理，党群、军群关系非常好，是实实在在的鱼水血肉关系，所以群众想尽办法，不食或少食，不怕牺牲，都帮助部队探敌情，送情报，给粮食，帮助部队买药，帮助我们的医生护士照顾有病受伤的同志，一些土医生或群众也千方百计用中药给我们治病。文化大革命期间，被批斗，被审查。宣布所谓“解放”后，把我调到马安煤矿作领导，我以人为本，不怕别人说“走资本主义路线”，坚持“对下井工作实行奖励”的政策，并多用熟练工人，少用临时工，加强安全生产教育和措施，大大调动了干部和工人的劳动积极性，超额完成了任务，又没有一个人牺牲。而过去年年都有矿工牺牲，甚至一位党委副书记都牺牲了。为什么会这样呢？主要是我们以人为本，依靠群众，重视安全生产问题，也使群众看到了我们为他们的行动。1946年部队撤退后，由陈全、冯超同志率领留在新恩边开展武装斗争，十分艰辛地在山上烧炭挑到圩上卖，向群众宣传党的政策，得到群众的支持。
上述事实充分说明，不依靠群众，不为群众，不相信群众，不仅没有力量，没有事业的成功，甚至连生存都保不住。也因依靠了群众，才很快地把游击队发展了起来。战争年代因革命形势需要，所以群众观点比较深厚。但是我们现在是个执政党了，有些同志在信念上却忘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观点，不相信群众，不依靠群众，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有些人甚至欺压群众，严重影响了党群关系。所以，中央十分强调以人为本的理念，要求各级政府和干部要关心、改善民生，诚心诚意为人民服务，这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