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廖仲恺是发挥至关重要作用的核心人物，被史家誉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第一功臣”。
廖仲恺研究是首次国共合作研究领域的重要课题，迄今为止，关于廖仲恺与广东工农运动、廖仲恺与黄埔军校中的中共党员、廖仲恺与国共合作等方面，已有不少研究成果面世，但通过系统梳理相关史料，笔者以为仍有可能做进一步的深化和推进。譬如：现有的论著侧重对廖仲恺在促成国民党改组作用的研究，而对其在“一大”后推动和捍卫国共合作方面的作用关注较少；现有的研究虽注意到了廖仲恺与中共党员在工作方面密切配合的事实，但却未能系统梳理和分析这一合作关系的形成原因与运作机制，等等。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广东是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地，广东地区的群众运动受国民党中央各部直接领导，本文希望通过研究廖仲恺与广东地区国共合作的关系，以求对上述问题作出初步的解答。
一、促成和发展国共合作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由共产国际和苏联共产党极力促成的。共产国际一方面对中国共产党发出指令，要求中共与国民党携手合作，另一方面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也敦促孙中山依照联共（布）模式，将国民党改组成一个具有广泛群众基础、吸引全国革命份子的民族主义政党，以担负起领导中国国民革命的历史使命。在苏联方面的积极联络之下，1923年前后孙中山开启改组国民党的进程，然其间波折丛生，改组工作进展缓慢，直到1923年10月在苏联代表鲍罗廷的推动下才进入改组的实质筹备阶段，于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有共产党员参加的国民党“一大”，完成国民党中央层面的改组工作。
廖仲恺在国民党改组从酝酿到完成的全过程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受到孙中山、共产国际和联共（布）代表、中共各方的信赖和支持。早在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桂林初次与孙中山接触，讨论国民党改组及建立军官学校问题时，廖仲恺就负责马林的接待工作，并在广州接得孙中山关于会谈情况的电告。1922年下半年，孙中山因陈炯明叛乱致北伐中辍，在上海反思失败原因，决心改组国民党。1923年1月， 国民党在上海发表《中国国民党宣言》、《中国国民党总纲》、《中国国民党总章》，廖仲恺被委任为国民党本部参议，参与筹备改组。但改组在国民党内部遭遇重重阻力，进展不顺利，尤其是2月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大本营后，将工作重心放到讨伐东江陈炯明的战争上，改组事宜被搁置。马林及曾一度迁移至广州的中共中央极力劝说孙中山将国民党全面改组为群众性革命党，并试图透过国民党高层对孙中山施加影响，廖仲恺是马林等人最重要的游说对象。马林常与廖仲恺就国民党改组事项交流意见，他致函廖仲恺称赞廖仲恺是“国民党内对改善该党状况能真正有所作为的少数几个人之一”，他甚至劝说廖仲恺放弃广东省长职务，担负起国民党改组重任。李大钊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在廖仲恺的引荐下，在广州拜访了孙中山，表达中共方面希望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现国共合作的意图。廖仲恺赞同将改组国民党、发动国民革命运动作为国民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对孙中山漠视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改组国民党的建议表现出明显的不满。正因为如此，10月孙中山下定决心推动国民党改组时，廖仲恺自然而然成为了主持改组筹备工作的最佳人选。他被任命为国民党改组委员和临时中央执行委员，实际领导了广州和上海的国民党改组，并为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做好各项筹备工作，为促成国共党内合作做出重要贡献。
国民党“一大”后，廖仲恺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秘书长，领导国民党中央党务工作，与共产党员携手合作，进一步落实国民党改组的原则，以实现改组目标。他充分信任中共党员，将原定由其担任的中央组织部部长职务让给中共中央委员谭平山，自己出任中央工人部部长，后来还兼任中央农民部部长。廖仲恺积极支持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在其领导的工人部、农民部，职权仅次于部长的秘书一职均由中共党员担任，两部主要职员及派往广东各地领导工农运动的中央特派员也大都为中共党员。在国民党中央各部中，工人部、农民部一直是饱受右派攻击的部门，右派甚至造出中共党员把持农民部、包办工人部的谣言，但廖仲恺对中共党员的信任和支持从未动摇。
除工农运动外，军队政治训育工作是廖仲恺与中共党员密切合作的另一项重要党务工作。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借鉴苏联以党领军的建军模式，开始在广东军事学校及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加强军队政治教育，强化国民党对军队的政治领导，廖仲恺是孙中山委派的领导军队政治工作的总负责人。1924年5月9日，廖仲恺被孙中山特派为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国民党党代表，与校长蒋介石地位相当，领导军校政治工作，开创国民党在军队中推行政治工作的先河。11月，孙中山应国民军将领冯玉祥等的邀请北上处置国事，行前，孙中山发布大元帅令，任命廖仲恺为“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授权廖仲恺在所有国民党军队和军事学校中建立党代表制度、进行政治训练，打造真正的党军。廖仲恺在从事国民党军队政治训育工作中，与中共方面密切合作，大量任用中共党员。1924年11月，廖仲恺推荐从法国到广州不久的周恩来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吸收了一批中共党员担任政治教育工作。第一次东征陈炯明的战事结束后，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提议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组建党军，大量任用共产党员担任党军各级党代表。在滇军干部学校、湘军讲武堂等军事学校，廖仲恺也放手任用共产党人从事政治工作。
廖仲恺态度鲜明地捍卫国共合作，坚决反击国民党右派破坏国共合作的图谋。1924年7月，张继、谢持等人向孙中山和国民党中央指控共产党，要求将共产党员清除出国民党，掀起一轮分裂国共合作的高潮。在这场风波中，廖仲恺坚决支持共产党的主张，在国民党中央会议上与国民党右派激烈交锋，反对分裂，捍卫国共合作。
二、构建国共党内合作的典范模式
1924年2月底，中国共产党第三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通过《同志们在国民党工作及态度决议案》，决定了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原则方针。《决议案》指出：中共党员加入国民党各种机关内，“以扶助督促其党务之进行，自为应尽之职务”，并决定“本党以后一切宣传、出版、人民组织及其他实际运动，凡关于国民革命的，均应用国民党名义，归为国民党的工作”。共青团中央也宣布接受此决议，按照决议案要求在国民党内开展工作。但事实上，虽然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工作时不争权夺利，努力团结国民党员从事国民革命工作，但仍遭到不少旧国民党人的疑忌和排挤，只有在廖仲恺领导的各部门中，中共党员才获得充分信任，顺利开展各项工作。廖仲恺与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齐心协力从事国民革命，构建了国共党内合作的典范模式，这一模式的主要特征为：
第一，在广东地区工农运动和军事运动方面，形成了由廖仲恺领导、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决策、中共党员实际负责的合作模式。
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分别设立军事运动委员会（军事部）、职工运动委员会、农民运动委员会、青年运动委员会、妇女运动委员会（妇女部）、学生运动委员会等群众运动领导部门，与国民党相关部门对接。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按照中共中央指示，派遣各委员会委员进入对应的国民党部门担任工作，如：军事委员会委员周恩来、熊雄等在黄埔军校等国民党军事部门从事军事运动；职工运动委员会委员冯菊坡、刘尔崧、黄平等在国民党中央工人部从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阮啸仙、澎湃、罗绮园等在国民党中央农民部从事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蔡畅、邓颖超、区梦觉等在国民党内从事妇女运动。中共中央要求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在参与国民党每种组织每种工作时，应于该项组织或工作详细讨论办法，作为同志一致努力的根据。因此，中共党员在国民党内从事工农运动、军事运动时，均先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制定政策，然后由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委员向廖仲恺提出建议，由廖仲恺自行决策或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讨论，形成决议后再由国民党相关部门执行，在实施过程中共产党员实际上发挥着中坚作用。开办工人运动讲习所、农民运动讲习所，组织广州市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广东省农民协会、广东工团军、广东农民自卫军，在全省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发动省港大罢工等，均循此合作模式进行。
此外，廖仲恺还应邀在中共党员发起的团体内担任领导职务，如担任广州市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名誉会长、广东省农民协会顾问、省港罢工委员会顾问等，扶助这些团体发展。在廖仲恺与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默契合作下，广东地区的工农运动迅速发展，走在全国前列，青年军人运动也取得了重要进步，真正实现了国共党内合作的成效。曾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的赖先声在回忆大革命时期区委的工作情况时认为，自廖仲恺遇刺后，中共广东区委的工作方针转向“坚决独立领导革命群众斗争的发展道路”。由此可见，廖仲恺与中共广东区委共同建立的合作模式，对国共合作的发展及广东工农运动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廖仲恺以国民党党、政、军领导人的多重身份，保护工农运动发展，支持共产党员在广东地区领导的群众斗争。
1924年至1925年，廖仲恺除担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工人部部长等党务领导外，期间还曾担任广东省长、大元帅大本营参议、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委员、财政部部长等行政职务，以及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黄埔军校党代表、“所有党军及各军官学校、讲武堂党代表”、党军党代表等军事方面职务，是国民党及广东革命政府的核心人物之一。因此，在广东地方政府或者地主民团、商团阻挠打击工农运动发展时，廖仲恺可以动用行政力量与军事力量给予工会、农会有力支持。
广宁县是大革命时期广东地区农会与地主民团冲突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地区，在广宁爆发的历次农民斗争中，廖仲恺均予以全力支持。他以省长身份发布保护广宁农会布告，责令广宁县长严惩摧残农会的祸首，并致电粤军总司令许崇智、粤军第三师师长郑润琦派兵制止地主武装对农会的压迫。
省港大罢工开始后，廖仲恺以工人部名义封闭广州赌馆、烟馆、公产、敌产，作为罢工工人宿舍；以财政部名义，每日拨给罢工委员会一万元为经费，并在广州征集租捐一月，拍卖所没收的违法入境货物，用以支持罢工工人，基本解决了罢工工人的食宿问题。
第三，廖仲恺与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携手合作，密切配合，共同致力于巩固广东革命政权。
1924年8月至10月，因广东革命政府扣留广州商团非法购买入境的大宗枪械，商团煽动罢市，试图集结商团、民团武装，并与帝国主义国家、东江陈炯明军相勾结，阴谋推翻革命政权。时任广东省长的廖仲恺与中共方面紧密合作，反对与商团妥协，坚决主张平定商团叛乱。8月上旬，廖仲恺与谭平山往中山县九区视察农民武装，预备万一商团叛乱时作为镇压叛乱的后备力量。与此同时，中共党员领导的广东工团军与广东农民自卫军也组织完成，奉廖仲恺的命令准备实施共管粮食政策，维持广州居民的正常粮食供应。虽然因国民党处置商团事件的态度一度游移，廖仲恺的平定计划无法实施，但在这一事件的处理却显示出廖仲恺与中共方面在面对危机时能戮力合作。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与西南军阀相勾结，意图颠覆广东革命政权。在此危急时刻，廖仲恺领导国民党左派创办《革命周刊》，宣传革命理论，旗帜鲜明地提出：“那一派人替农工阶级打销压迫他们的力量，便是革命派。反而言之，凡与军阀帝国主义者妥协，并压抑农工的人们，便是反革命派”。中共党员谭平山、陈延年等纷纷为周刊撰文，支持廖仲恺的主张。东征军回师广州平定滇桂军叛乱之际，廖仲恺负责领导铁路、轮渡工人罢工以瘫痪叛军交通，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杨殷等与廖仲恺配合，发动工人成立了粤汉、广九、广三铁路罢工委员会实行总罢工，并动员东、西、北三江轮渡的海员工人进行总罢工，使叛军军事运输全面瘫痪，为平叛斗争的迅速取胜做出贡献。
三、廖仲恺与共产党人真诚合作的原因
廖仲恺是国民党内左派的旗帜，因为在各种场合立场鲜明地支持国共合作，所以国民党“一大”后不久就被一些香港报纸贴上“共产派”、“赤化”等标签，国民党右派也以廖仲恺被共产党蒙蔽、利用等藉口来攻击他。实际上，廖仲恺在世时就曾公开宣示其政治立场。1924年9月10日，针对广东有人散布革命政府将实行共产的谣言，廖仲恺以广东省长的身份发表告各界布告，强调自己“为国民党党人，非共产党党人，对于国民党之宗旨、主义，二十年来未之有改”。梁尚贤通过研究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所藏档案也指出：廖仲恺在领导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工作时并非“袒共”，而是既“信任共产党员”，又不放任其把持一切，分寸掌握得是比较好的。可见，指称廖仲恺是共产党人或指责其被共产党利用的说法都是不实之词。
那么，是什么原因使得廖仲恺能够顶住各方面的攻击，坚持信任、重用共产党员，与中共展开真诚合作呢？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双方具有共同的信仰和奋斗目标——国民革命。廖仲恺是国民党高层中思想最激进的人物之一，五四以后，他认识到群众运动蕴涵的宏伟力量，开始热心吸收和宣传工人运动理论，将其融合到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中，作为其政治行动指南。他热心推动国民党改组，目的即在将国民党改造成具有强大号召力的群众性革命党，以领导国民革命，他积极推动工农运动的目的也在此。国民革命有两重目标：一是推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结束中国次殖民地的地位；二是推翻军阀和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在廖仲恺看来，两重目标中推翻帝国主义统治这项目标更加关键。1924年七、八月间，他给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作题为《农民运动所当注意之要点》的演说时特别强调：“吾人其不欲打倒国内军阀则已，否则必先唤起全国国民，共图国民革命！吾人其不欲国民革命成功则已，否则必先去干农民运动！故今日之农民运动，其根本原因为国际问题，国民革命问题，非只为对付地主之内部问题”。中共中央在“三大”上决定与国民党进行党内合作，其根本出发点也是认为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属于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即国民革命。因此，共同致力于国民革命是廖仲恺与中共党员合作的基础。
其次，共产党员优秀的组织能力和动员能力是其得到廖仲恺倚重的重要原因。在各项群众运动中，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的重要性位居首位。国民党在广东组织工会的历史较长，但因其阶级局限性，其影响主要集中在机器工会等技术工人方面，忽视了数量占大多数的手工业工人和下层工人。因此，共产党领导的广州工人代表会执行委员会所领导的工会数量和工人人数，远远超过国民党右派所领导的工会。在农民运动方面，广东农会工作历来由中共党员和共青团员领导，国民党在改组前没有组织农民运动，改组后仍缺乏相关人才，即便是国民党员彭素民、黄居素、李章达担任中央农民部部长，他们也只得依靠彭湃等中共党员去担任实际工作。因此，国民党缺乏工运、农运人才是廖仲恺必须依赖共产党员去开展工农运动的客观原因。
再次，廖仲恺没有狭隘的党见，办理党务完全以国民革命大局为依归，这是他能与共产党员真诚合作的重要原因。国民党改组后逐渐分化出所谓的右派，右派攻击国共合作，其中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在改组中失去原有权力地位，如冯自由即被认为是因未入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而心存不满，纠集右派攻击国民党的联共政策。在广东青年运动中，亦因主持国民党中央青年部的邹鲁党见太深，有意压制共产党和共青团员的活动，以致学生社团派别分化严重，影响了青年学生对国民革命的参与。廖仲恺在领导国民党党务工作和工农运动时，任用人员以个人能力而不以党籍身份为标准，对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一视同仁，所以能得到共产党员的支持和拥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