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合作学说被知识分子视为变革社会的一剂良方而引介到中国，至五四运动前后，汇聚成了具有一定声势和影响力的合作主义启蒙思潮，并由此把合作制度与中国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起来，呼吁组建各种类型的合作社，以发展平民经济，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实践活动，产生了相当社会影响。
在此影响之下，廖仲恺认为,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过度膨胀，必须“广布合作社组织”。根据中国政治环境，提出用推进“人民之合作运动”的方法，通过全力支持工会、农会等民众政治共同体的普遍建立和发展，努力践行平民主义民主观，一心要为民主构建一切实际可行的产业基础；在经济上，通过合作社，达到生产分配的社会化、产业基础的民主化，是防止和超越资本主义、进行“实业革命”的有效坦途，并且认识到扫除政治障碍是解决民生问题的前提。
合作主义思想贯穿“三民主义”，是“三民主义”实现的根本途径。顾竹淇认为，“实现三民主义的最佳捷径是合作制度，合作制度不但是民生主义的经济互助，而且也是整个三民主义的动脉”。廖仲恺作为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坚决拥护者，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因此合作主义在其革命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本文主要从合作主义在廖仲恺的政治和经济思想实践以及对构建和谐社会的现实意义三个方面进行阐述。
一、合作主义在廖仲恺政治思想中的体现
通过对西方政党政治的研究，廖仲恺看到了欧美政治制度的不足之处，认为他们实行的政治制度不足以代表民意，在中国只有让人民真正成为主权的主体，直接行使民权，才能实现真正的民主政治制度。廖仲恺通过对欧文以来欧美合作主义理论以及合作运动发展的曲折历程深入的了解，并对于当时国内倡导合作主义的思潮及通过建立合作制度来解决平民经济问题的数百个组织兴衰情况进行了密切关注。他将合作运动视为将社会底层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民主权利的又一基本方法。廖仲恺不仅如此主张，而且努力付诸实践。他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提出建立了合作委员会，并亲自担任委员长。1924年6月10日，他主持召开筹备会，动员组织消费合作社。在会上，他“对合作社性质及好处逐一解释”。通过分析当时中国的国情，廖仲恺认为，最根本的原因“就是一班同志，只顾自己，不顾国家，与私人没有利益的，便不去做”。认识到只有重视民众的力量，把他们组织起来与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作斗争，中国才有希望。他指出：“国民革命之主要分子为国民，国民中最多者莫如农民，故国民革命之唯一要件为须得农民大多数了解与集中本党旗帜之下”，“故我国国民革命之成功与否，全在乎农民之了解革命与否一问题”。同时，他还十分强调工农联合起来进行革命的重要性，认为“革命要成功，第一是要工农大联合共奋斗，若是分离，革命便不能成功”。廖仲恺不仅在思想上注意团结和依靠工农民众的力量，而且在实践上也积极支持工农民众运动，他坚决维护工农利益，打击破坏工农运动的反动行径。1924年春夏，在廖仲恺主持之下发起“劳工统一运动，”并于是年5月召开广州市工人代表大会。在随后的一年多时间里，广州工人代表大会所辖工会团体达到130多个。为使工人有组织的活动合法化，廖仲恺积极促成《工会条例》，由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于是年10月正式公布。这一条例有利于工人运动的深入开展，对组织发动和支持保护工人参加政治斗争起到了重要作用。同工人农民的合作，在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利益协调”是合作主义最常用的概念，合作主义解释的所有问题，几乎都离不开这个中心主题。合作主义的主要处理方式是政治性的。无论是三民主义还是社会主义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追求民族独立和民主平等。根据当时的政治环境，廖仲恺认识到“想要打倒帝国主义，非与共产党亲善不可”，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忠实助手，鼎力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建立了首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值此重要时期，廖仲恺成为孙中山的鼎力擘助者。为了促进孙中山联俄政策的实施，他奉孙中山之命于1923年1月底与越飞等同赴日本举行双边会谈，并获得了圆满的成功。通过与越飞会谈，廖仲恺不仅深切了解到“俄国之现状，俄国对东方被压迫民族之态度，与俄国何以想和中国携手之原因”，从而很坚决地协助孙中山“做联俄的工作”，使日后国民党与苏俄间的关系日深一日；而且他还从苏俄共产党人的身上看到了年轻的中国共产党是一支充满希望的有生力量，因而真心实意地欢迎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以实现两党合作，进而开拓中国民主革命的新局面。他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在国共合作后的新形势下，忠诚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与共产党人携手进行革命；国民党“一大”之后，廖仲恺与中共党员的关系日趋密切。他大力支持共产党人担负国民党的各级领导工作，彼此间始终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黄埔建军是国共合作的一个重要典范。廖仲恺作为黄埔军校的主要筹建者和重要政治指导者，始终坚持和共产党人合作共事，注意在军校中发挥共产党人的作用。他代理军校筹备委员长期间，紧紧依靠和团结国共两党同志一道工作。在任职国民党中央农民部长期间，廖仲恺大力支持共产党人开展农运工作。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为巩固与捍卫两党联合战线努力奋斗，直至为此最后献出生命。由于这次合作，正在“堕落中死亡”的国民党，获得了新的血液。改造成了以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为纲领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联盟，重新在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这次合作．通过中国共产党帮助，发动了工农运动，壮大革命力量的活动．开创了革命的新局面，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工农群众运动和大革命高潮，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统治。
二、合作主义在廖仲恺经济思想中的体现
民生问题是孙中山“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思想的重要内容，其根本宗旨是要解决好百姓的生计问题，使人民能够安居乐业，并防止社会出现贫富的严重对立。民生社会本质上是要最大限度的提升消费者的福址。消费合作社作为社员共有的经济组织，既能提升社员的生产力，消费水平，又能适当地把社员的消费欲望与社员自身的消费能力统一起来，使全体消费者的经济幸福指数最大化。因此合作主义者认为，合作社把消费者联合起来，本着自助互助精神，协同合作的力量，来确保“弱者”社会地位与经济利益，并幻想通过发展合作社的办法来解决社会问题，取消利润，消灭剥削，使资本主义自行灭亡。廖仲恺认为发展消费合作社可以解决人们财产不均问题，合作主义只是实行民生主义的基本途径之一。
廖仲恺认为，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作为百姓生计的民生问题主要是民不聊生，根本原因在于社会政治制度对经济的束缚和阻碍，是一个阶级欺骗抢夺别个阶级劳动的结果。1919年10月，廖仲恺在《星期评论》纪念号上发表了《革命继续的工夫》一文，对民生问题的根本原因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因地位职业及经济的条件这一群人和那一群人不同，社会就分成了几个阶级。其中，一个阶级，拿他所占的便宜，不断的欺骗抢夺别个阶级劳动的结果。而当时的法律制度，都是由特权阶级为特权阶级定的，承认这种欺骗抢夺的行为当作当然的权利。所以有整天劳动求不得一个温饱的，有独占社会的经济利益坐享其成、不劳而得的。中国的民生问题是由于剥削阶级独占劳动成果和社会财富造成的。正因为剥削阶级的欺骗抢夺，劳动者才得不到温饱，才导致民不聊生。
对于如何解决这种社会现实，廖仲恺在《消费合作社概论》一文中说到，为防止资本主义在中国的过度膨胀，改进生产，必须“广布合作社组织”。他说：“中国社会现状，无一非贫乏之征(症)，欲救贫乏，非改良生产方法不可……解决生产分配问题之和平手段者，惟人民之合作运动耳。倘消费者能互相团结，以谋自助，则资本主义之跋扈，不致(治)自灭，而产业的民主之基础，于以构成矣。”认为合作社是用以反对垄断倾销和中间商人的盘剥，谋求大众在消费上、生产上、分配上的利益组织，它可使经济地位低下者改善其经济地位以达到社会经济的平等化．从而增进国民经济的实力，在合作社中，社员之间不问贫富、贵贱、职业、种族、宗教与政治信仰的差别，其组合是“协调的”、“中立的”、“和平的”。实行了合作，剥削可以消除，国民的知识，自助民治的精神，组织台群的能力、以及互助扶助之责任心，必将大大增加，国民必将更加勤奋劳动，使得“有财者得善用其财；无财者亦有财可用”。推而广之，便可消除阶级斗争观念。
三、合作主义对如今构建和谐社会的意义
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生产力和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经济总量稳居世界前列。随着经济发展和改革深化，中国的经济体制已经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巨大变化。与此同时，社会经济生活中诸多矛盾暴露出来，并且日益尖锐，诸如就业问题、腐败问题、社会再分配问题、治安问题等，已经成为构建和谐社会的大障碍。
合作主义描述一种制度化的利益集合秩序来化解原来的结构性冲突，从而将社会不同利益有序地集中、传输、协调和组织，用各方同意的方式进入体制，以便使决策过程常规性地吸收社会需求，将利益矛盾与利益冲突控制在公众可容忍的限度内。合作主义主张的是用非暴力手段通过合作的手段来解决问题。这对于解决现在社会中出现的各种矛盾具有重要的意义。
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合作主义能减小团体内部摩擦，集约经营能督导团体利益最大化。在与外部团体分割利益时，能快捷地达成交流与交换，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各方资源得以优化。在各方团体通过合作主义精神达到利益最大化时，纷争将会下降、各政治诉求亦将易于达成和解，从而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与和谐。
（本文获“纪念廖仲恺先生诞辰135周年暨建校85周年研讨会征文”二等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