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以前，何香凝的政治生涯大约可以划分为三个时间段：1、国民革命时期，即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至1927年7月武汉国民政府分共；2、1928年至1945年国共十年对峙和抗日战争时期；3、1946年至1949年解放战争时期。自二十年代步入政治舞台前沿后，何香凝或从中心或从外缘密切关注参与政局演变，她的民主观念和政治思想也实现了重要发展。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的五年，是何香凝政治活动自大革命失败后重新活跃的时期，也是她的民主思想与时俱进，实现巨大飞跃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何香凝的政治信仰完成了由“革命的三民主义”向新民主主义的转变。梳理这一时期何香凝的政治活动与思想演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理解何香凝政治转型的原因和经过。
一、抗战胜利后何香凝的民主斗争
抗战胜利时，何香凝已年近古稀之年，但她仍心系国事，围绕着和平民主建国、反对内战等时代中心议题，积极开展活动。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她的努力主要分为如下几个方面：
（一）发起组织“民促”和“民革”，团结国民党民主派力量
何香凝是社会知名的国民党民主人士，也是为国民党内民主力量所推崇的德高望重的领导。早在1943年，谭平山、陈铭枢、朱蕴山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在重庆酝酿成立三民主义联合会时，就提出要争取何香凝加入组织。但因何香凝僻处广西桂林等地，故未能加入到民联的活动中。几乎在同一时间，何香凝自己也在思考建立组织团结国民党民主力量的问题。据李济深回忆，在日本投降以前，何香凝同他交流过组织政党的问题，并主张“不要离开中国国民党这个名义”。1945年8月，她与陈此生等人共同草拟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章程》，为即将成立的组织设计了组织方案。1946年4月14日，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在广州宣告正式成立，党员由“各方民主运动之同志及前中华民族革命大同盟集合而成”，任务是“促蒋召开政协，并于政协被蒋破坏后，促其重开”。
1946年，蒋介石政府单方面撕毁政协协议，驱逐驻南京中共代表团，挑起内战，并于是年11月在南京召开没有中共和民盟等民主党派代表参加的伪国民大会，制定伪宪法。
1947年1月1日，何香凝联合彭泽民等在港民主人士联名致电宋庆龄、毛泽东、张澜、李济深、马叙伦、陈嘉庚等人，声明拒绝承认伪宪法，并号召海外侨胞群起反对。在对蒋介石政府彻底失望后，何香凝、李济深等人酝酿联合民联、民促等国民党民主派力量，在此基础上成立以推翻蒋介石政府为目标的新政党，即后来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据朱学范回忆，1947年夏李济深曾向他表示：“我之领导民革，除得到同志们的支持外，实系按孙夫人、何香老、冯将军的意旨行事”。由此可见，何香凝对民革的成立有重要的发起和推动作用。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正式成立，何香凝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此后一直是民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
中共中央非常重视何香凝在民革和整个民主运动中的声望。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宣言”，倡议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在5月2日电示上海局邀请一批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代表北上筹备会议，何香凝名列其中。在谭平山、蔡廷锴等民主人士先期启程前往哈尔滨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再度致电香港分局、上海局，提出仍希望何香凝等人能够北上。
（二）联络民主人士，营造民主舆论
何香凝进行民主斗争的另一个重要方式是利用其社会影响力，联络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就社会热点问题发表宣言、通电，宣传民主人士的政见，壮大民主阵营的声势，抨击国民党当局违背全国人民意愿的举措，向蒋介石政府施加压力。据《双清文集》收录的资料，从1945年9月至1948年9月，何香凝就国事发表公私函电、宣言等达33件之多。其中，1946年至1947年1月由何香凝与农工民主党主席彭泽民等人领衔发出的函电、宣言达16件，民革成立前后与李济深领衔发出的通电达11件。不同时段的函电、宣言主题不同，归类如下：
1、1947年1月1日前，主题为：
（1）敦促各方以政治协商的方式实现和平民主建国。如：致蒋介石、毛泽东电（1945.9.5），致宋庆龄、孙科、宋子文函（1945.11.1），致蒋介石、毛泽东、民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电（1946.6.23），致国内外报馆、通讯社电（1946.6.23），致蒋介石电（1946.6.30），致毛泽东电（1946.6.30），通电全国同胞（1946.7.28）。
（2）要求美国政府停止军事援蒋，撤退驻华美军。如：致杜鲁门总统及参众两院议员电（1946.6.23），致马歇尔将军电（1946.6.30）、致美国参众两院及美国人民电（1946.7.26）。
（3）抨击当局镇压民主人士的暴行，慰问受难者及其家属。如：致郭沫若、李公仆、施复亮电（1946.2.18），致周恩来哀悼叶挺等人电（1946.4.13），慰唁李公仆夫人张曼筠电（1946.7.14），慰唁闻一多家属电（1946.7.17）。
2、1947年至1948年，主题为：
（1）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内战，实行独裁专制统治。如：致宋庆龄、毛泽东、张澜、马叙伦、陈嘉庚及全国同胞反对伪宪法电（1947.1.1），通电全国同胞指责国民党政府改组为伪民主电（1947.4.21），致海外国民党党员及侨胞望一致督促好战分子觉悟电（1947.6.17），致全国军政人员望制止蒋介石武力政策电（1947.7.3）。
（2）联络英美民主人士，为中国民主运动争取外援。如：致原香港医务总监司徒永觉夫人泼西•塞尔温•克拉克女士电（1947.1.1），致美国民主人士望其继续援助中国民主运动电（1947.1.1），致美国进步党总统候选人华莱士望其改变美国帝国主义政策电（1948.7.28）。
（3）抗议美军强奸北大女生暴行。如：致北京大学全体师生支持学生斗争要求电（1947.1.1），致电美国民主人士谴责美军士兵暴行电（1947.1.1）。
（4）支持群众抗争。如：致上海各界暨全国同胞支援上海工人提出的解冻生活指数、停止内战等要求电（1947.5.11），声援上海舞业女子、纱厂女工抗争的宣言。
（5）响应中共“五一号召”，支持筹备新政协会议。如：与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代表12人联名致全国同胞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电（1948.5.5），与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代表12人联名致毛泽东并解放区同胞函（1948.5.5），与妇女界232人联名发表宣言声明拥护中共“五一号召”（1948.6.7）。
何香凝等民主人士的声音有力地揭露了国民党当局实行专制独裁统治，蓄意挑起内战的罪行，让国内外舆论对其本质有更加清楚的了解，支援了中共、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和人民群众的民主斗争。
二、何香凝政治主张的演变
从抗战胜利到新中国成立前，何香凝的政治主张发生了巨大改变，经历了从力促和平民主建国到“倒蒋”促政协重开再到拥护中共领导召开新政协的转变。何香凝政治主张的转变与时局的变换密切相关，是伴随其对国民党当权派不顾民意坚持一党专政独裁统治的本质的认识加深而不断发展的。
（一）力促和平民主建国
民国以后，战乱不断，民生多艰，尤其是在抗战期间，大半国土惨遭日军蹂躏。因此，抗战胜利后，民心思定，和平民主建国成为全国人民共同的期许。何香凝的心理与全国人民相同，希望蒋介石能够顺应民意，与中共、民主党派等各方共商国是。1945年9月，在获知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商议和平建国民主合作的消息后，她致电二人，提出“务恳依照总理（孙中山）北上宣言及临终遗训，即行召集各党派代表、各界贤达共商国是”。11月1日，从报刊获知国共有冲突之虞后，她又致函宋庆龄、孙科、宋子文，指出“团结和平是全国民众的一致要求。我们不要因为党派的利害问题而破坏国际的友好与和平”，因为自己无法到重庆去，希望他们“向蒋介石苦言力争停止内战，一切问题以政治协商求得合理解决”。1946年2月，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召开后，她在报纸上呼吁，“希望全国人民和海外各界人士都起来监督政府执行政协的决议，以加速民主政治的实现”。
在1946年11月15日国民党一手操办的伪制宪国民大会召开前，何香凝对蒋介石政府停止内战仍抱有一线希望，力促各方相互忍让，回归政治协商轨道。国共停战协定有效期即将到期前，何香凝等致电蒋介石、毛泽东、民盟、青年党及社会贤达，指出国共“（休战）谈判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只宜延长不宜终止，必须使东北休战成为全国休战，使暂时和平成为永久和平”，呼吁“国共两党相忍为国，其他党派与社会贤达，竭力斡旋，共底谈判于成功”。她还与彭泽民等百余位民主人士致电蒋介石，望其“宏仁人之抱，立颁永久停战之令，国内党争以政治协商方式解决”，并致电毛泽东希望中共“尽最大与最后之努力，谋永久和平之实现”。
但是，伪“国大”的召开和伪宪法的颁布击碎了何香凝对国民党当局的幻想。1947年1月1日，国民党颁布伪宪法，何香凝等人致电宋庆龄、毛泽东、张澜、李济深、马叙伦、陈嘉庚等人并通电全国同胞，厉声指斥“所谓‘行宪办法’十条，乃预为中国之内战独裁作张本”，指责国民党当局颁布宪法是“粉饰其一党专政之面目，假行宪美名，混淆国际之视听，以图骗取美国反动派更巨额之借款耳”。
（二）推翻蒋政权，促停止内战、重开政协
1947年春，何香凝、李济深等国民党民主人士对蒋介石已经绝望，李济深在《华商报》公开发表对《时局的意见》，揭露国民党“被独裁专制气氛所笼罩”，“革命精神完全丧失，由为民服务一变而为奴役人民”，谴责蒋介石已成为“反动派之领袖”，提出包括重开政协、重开国民大会在内的七点挽救时局的意见。与此同时，他们在香港酝酿组织成立以“倒蒋”为目标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即后来的民革。为建立民革，何香凝、李济深等人发起了中国民主和平运动联盟，在发起函中明确指出“吾人过去希望独裁派回心转意，与各党派合作，至此已悉成泡影”。民革成为第一个提出推翻蒋介石政权目标的民主党派。
在酝酿创立国民党民主派倒蒋组织的同时，何香凝等人还发动海内外同胞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参与到促停止内战、重开政协的斗争中。1947年6月17日，在《致海外同胞同志书》中，何香凝、李济深呼吁海外华侨和国民党员，“团结爱好和平人士，明是非，别善恶，作正义之呼吁，为有力之行动，使各友邦翻然改图，好战分子憬然觉悟”，“从新举行包罗更广之政协会议，组织名符其实之联合政府”。7月3日，他们再联名致书全国军政人员，劝导他们“一致敦促中央政府改弦易辙，与民更始，放弃武力政策”，并奉劝他们“倘不为主政者所谅”，“则应一致采取有效行动，劝其宗风唐虞，师法尧舜”，即迫蒋下台。
（三）拥护中共领导，参加新政协，建立新中国
1947年底，解放军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转入战略反攻阶段，力量进一步壮大。何香凝预感到了中共将在人民民主革命统一战线中发挥领导作用，在讨论民革《成立宣言》时，何香凝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将“‘三民主义之理论，仍为今日中国革命之正确指导理论，中国国民党仍为中国革命之领导政党’，‘吾人始终认为三民主义为救中国之唯一良方，吾人更深信在目前中国民族民主革命阶段中，坚持两大任务与三大政策的中国国民党，仍不失其革命领导地位’”等文字表述写入宣言中。
1948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五一劳动节号召”，在其中第五项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5月5日，何香凝、李济深等各民主党派代表12人联名致电毛泽东表示赞同，并通电国内各界暨海外同胞共同策进。6月7日，何香凝还与妇女界人士232人联名发表宣言响应“五一劳动节号召”，公开赞扬了中共领导人民民主运动的贡献。宣言写道：“中山先生的友党中共，领导人民，实行‘土改’，和‘劳资两利’的保护工商业”，“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奠定了人民胜利的基础”，表示妇女将“同情而且热忱的拥护这一号召”。
何香凝在推动民革中央主席李济深北上参加筹备新政协的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48年8月前后，李济深、冯玉祥试图利用美国国务院及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促蒋下台，由李、冯执政，下令国民党军就地停战，来解决内战。李济深为谋划此事，迟迟没有启程北上。是年冬，何香凝劝说李济深“还是早些走的好”，并解释一则是形势的需要，二则是为了李济深自身的安全。李济深听从何香凝的劝告，不久即在中共的安排下前往解放区。次年四月中旬，何香凝在廖梦醒的陪同下也离开香港前往北平，作为民革代表出席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三、民主信仰的发展：从“革命的三民主义”到新民主主义
何香凝对新民主主义的接受最早可见1948年6月她与妇女界人士共同发表的《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宣言。从上节引文可以看出，该宣言既赞扬了中共对人民民主运动的领导，同时也对中共推行的土地改革政策和工商业改造政策持肯定态度，这种表述说明她们领会了新民主主义理论的核心理念。
1949年9月21日，何香凝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会议上的讲话，阐述了其民主革命思想的这一飞跃。何香凝强调新民主主义与孙中山“革命的三民主义”的关联性，她说“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以这些革命的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她同时强调新民主主义的优越性，“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既然代表了革命的三民主义，而且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二十年来毛主席的坚强奋斗，刻苦耐劳，凡此一切都证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是比我们所信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来得妥善些，要来得彻底些”，并表示：“我们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今天，要来做一个模范的新民主主义工作者”。
1951年，她撰写《必须以新民主主义为我们的领导思想》一文在《民革汇刊》发表。该文从理论上系统阐述了“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民主主义的优劣，以及为何应该信仰新民主主义。何香凝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者的提法，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区分为新、旧两个阶段，把“革命的三民主义”与“新三民主义”画上等号。该文指出：“伴随着革命事业的前进，中国革命的理论也向前发展了”，新民主主义是毛泽东“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吸取了中国近百年来的宝贵经验而创造的。它包含了新三民主义中所有的正确原则，而它所具有的许多优点，则为新三民主义里边所没有”，“检验理论的最好标准莫过于实践”，只有新民主主义“经得住中国长期革命实践的严重考验”，“事实上已经说明了新民主主义思想，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比新三民主义思想更能符合中国的需要，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孙中山先生当时所提出的政策”。在文末，何香凝号召民革党员要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才能真正做一个孙中山革命传统的继承者，并且从而发扬光大，完成自己对时代的任务”。
何香凝由新三民主义信仰者到新民主主义者的转变，说明她对民主思想的信仰不拘泥于形式上的名词，而是追求其本质，能够清晰地理解政治理论的发展必须与社会发展相适应。这也反映了何香凝的政治思想能够与时俱进，而非固步自封，墨守成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