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庆龄与廖梦醒
宋庆龄与廖梦醒虽是两辈人，梦醒从小称宋庆龄为“Aunty”，但两人年龄只相差11岁，加上两人有着相同的人生遭遇，同病相怜，在情谊上更似姐妹一般。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廖仲恺一家也回到了广州。当时廖梦醒就读于执信学校，因学校离家比较远，就常常到总统府吃午饭。在日常生活中，孙中山与宋庆龄基本上是用英语交流的，因此廖梦醒也从这时开始养成了跟宋庆龄用英语交流的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两人虽然见面不多，但一直用英文通信。
1930年，廖梦醒与岭南大学的同学、中共党员李少石在上海结婚，宋庆龄送给她一个皮包做礼物。1933年廖梦醒与李少石调到上海工作，廖梦醒常带女儿李湄去看望宋庆龄。1930年，宋庆龄常在家中招待各界朋友，也常邀请廖梦醒去作陪，她在这里认识了很多知名人士，如大文豪萧伯纳，“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部分成员蔡元培、鲁迅、胡愈之、杨杏佛等。七七事变后，廖梦醒和宋庆龄、母亲何香凝一起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中，协助母亲联络国际妇女界，也常代表宋庆龄在公开场合发言。
上海沦陷后，宋庆龄、廖梦醒等人先后转移到香港。1938年，为了更好地宣传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并为八路军、新四军筹款筹物，中共中央决定以宋庆龄的名义组建“保卫中国同盟”，廖梦醒担任宋庆龄秘书、保盟中央委员兼办公室主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宋庆龄转移到重庆，不久廖梦醒也到了重庆，仍然担任宋庆龄的秘书，并负责宋庆龄与周恩来之间的联络工作。
抗战胜利后，国共两党在重庆进行谈判，然而就在“双十协定”签订的前两天，廖梦醒的丈夫李少石却遭到国民党士兵的枪击，不幸遇难。宋庆龄得知消息后即写唁函一封，并赶去安慰廖梦醒。抗战胜利后，宋庆龄回到上海，“保卫中国同盟”更名为“中国福利基金会”，廖梦醒强忍丧夫之痛投入到工作中。由于廖梦醒经常为中共地下党传递情报，上了国民党特务的黑名单，宋庆龄帮助她安全转移到香港。1948年，中共中央发出“五一号召”，邀请各党派、各界民主人士共商建国大计。1949年4月，廖梦醒陪同母亲何香凝离开香港到达北平。6月底，受中共中央委派，廖梦醒陪同邓颖超专程赴上海迎接宋庆龄北上。8月28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抵达北平。
建国后，虽然因为工作和身体的原因，两人见面的次数并不多，但两人却时刻都在关心着对方。每年孙中山的生日和忌日，廖梦醒都会送一束花给宋庆龄安慰她，宋庆龄在信中说廖梦醒送的花“温暖了我的心”。宋庆龄把廖梦醒当做值得信任的倾诉对象，经常给廖梦醒写信吐露心事。仅在1970年，宋庆龄写给廖梦醒的书信就多达160封，她们所谈的多为生活琐事，比如身体状况、烦心的事情，也常常会提到两人共同的朋友。她们以这种方式互相关心、互相安慰。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廖梦醒悲痛万分。尽管她这时的身体状况很不好，站立困难，仍在女儿李湄的陪同下坚持为宋庆龄守灵，并护送宋庆龄的骨灰到上海安葬。在廖梦醒撰写的《我所知道的宋庆龄》一文中，她深情地追忆了与宋庆龄多年的友情和亲情。1982年宋庆龄基金会成立后，廖梦醒担任基金会理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