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如此定位即将开始的下一个五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革，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意味着，今后五年仍将成为“改革年”，并且是“改革攻坚之年”、“全面改革之年”。（《半月谈》2010年第20期）
中央的这一高调宣示，与胡锦涛、温家宝等此前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一脉相承，客观上是对近几年围绕改革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论的回应，也指明了改革的着力点和方向，有助于纠正那些对改革的偏颇甚至错误的认识，从而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改革共识。
众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30多年来得以飞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改革开放。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遭遇了某种“瓶颈”，一股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改革的情绪有所蔓延。
改革在认知上的这种分歧以及实践中的胶着，恰恰反映了中国改革大业的艰巨和复杂。实际上，剖析改革进程中引发人们疑虑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它们并非改革本身造成的，相反，正是改革不够彻底或者出现偏差所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尚未建立起完备、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同经济体制改革不相匹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掣肘因素。
中央高层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体认，五中全会表示将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可谓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全会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社会事业体制等六大改革重点，更是体现了对“十二五”期间改革路径的精准把握。
人们在解决温饱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政府治理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拉长。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从经济体制改革进发，于社会体制改革突破，向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社会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十六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科学发展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强调了四个“更加注重”。这些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因应了内外部环境的最新变化，呼应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和愿望；而这些理念和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纵深推进，特别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大方向，这一点丝毫不能摇摆。当前，决定改革整体成效的核心问题，则是要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毋庸讳言，虽然历经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政府垄断了对土地、信贷、能源资源等重要稀缺品的配置权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较多行政干预，资本、资源的价格总体偏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关乎民生的问题上，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则是由于有些政府部门将本该由其承担的责任推向了市场，导致公共服务产品过度商品化，甚至以“公司化”的面目直接投身市场，从中牟取利益。
校正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使政府切实转变为更多提供良好法治环境、基本服务和保障的公共政府，仍是当下改革攻坚的重中之重。政府改革在改革的全局当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活而全盘活的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财税体制等方面的配套改革。
五中全会论及“十二五”改革时，使用了“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罕见的词汇，凸显了改革的紧迫与难度。毫无疑问，和决心、勇气一样重要的，还有驾驭改革的智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