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点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
入选理由:2010年,学术界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研究掀起高潮,从不同层面、不同视角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现路径进行了深入探讨,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第一,在系统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的同时,结合时代特征,对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作出符合时代要求的新阐释,不断赋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鲜明的时代特征。第二,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语言艺术特点,保持优良学风和文风,实现理论术语和政治话语向大众话语的转化,力求表达形式大众化、通俗化。第三,人民大众的主体地位要求在推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时应充分注重人民大众的实践诉求,从民众最关心、最实际的问题入手,运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来解决问题,使民众信服马克思主义。第四,重视载体的多样化、现代化。在充分发挥报刊、图书、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的宣传作用的同时,重视互联网、手机等新兴媒体,不断探索运用新媒体开展理论学习、理论宣传和理论教育的方式与途径,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理论宣传普及体系。
相关链接:①余金成:《论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政治实现与社会实现》,载《理论探讨》,2010(1);②陶德麟:《关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问题》,载《红旗文稿》,2010(2);③王伟光、韩庆祥、郭建宁、吴秉元、郝立新、倪德刚:《架起科学理论与人民大众的桥梁,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理论界专家学者谈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新途径》,载《光明日报》,2010-04-08;④徐光春:《进一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课题——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人民日报》,2010-04-19;⑤吴毅君:《网络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载《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10(4)。
热点二:中国社会建设理论与实践的深化
入选理由:在中央及各级政府大力推进社会建设的背景下,2010年,中国社会学界主要从五个方面对社会建设的理论与实践开展了深入研究:其一,深入思考社会建设的重大理论问题,对社会建设的概念构架、理论观点和学术流派作了总结分析,认为应当立足本土实际,构建具有高度理论自觉的中国社会建设理论。其二,深入分析了近年群体事件和突发事件的发生原因、演化过程和化解机制,强调当前社会建设的重点在于化解社会矛盾。其三,以充分的社会事实为根据,把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视为社会建设的当务之急。其四,配合中央关于社会建设应当以解决民生问题为重点的战略部署,从教育改革、扩大就业、调整分配、医疗保障和社区服务等方面建言献策。其五,把社会建设与保护资源环境紧密联系起来,认为保护环境、爱护资源、节约能源是构建“两型社会”、低碳社会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从十分活跃的学术活动和大量学术成果可以看出:由于社会建设的任务十分艰巨、涉及的问题异常复杂,所以必须从理论和实践的紧密结合中开展更深入的研究,才能明确回答近几年在社会建设实践中呈现的各种问题,进而有效引导社会建设健康发展。
相关链接:①洪大用:《中国低碳社会建设初论》,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2);②李培林:《完善社会建设增进民生福祉》,载《前线》,2010(3);③刘少杰:《改革社会管理体制化解风险型社会矛盾》,载《科学社会主义》,2010(3);④吴忠民:《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特征分析》,载《教学与研究》,2010(3);⑤李友梅:《城市转型发展与社会建设新视野》,载《文汇报》,2010-09-30。
热点三:收入分配改革与社会公平
入选理由:随着中国经济社会的深入发展,在国家财富增加的同时,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偏低、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偏低,以及再分配补偿不足造成的收入分配结构失衡等所带来的分配不公问题日益成为影响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大问题。因此,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实现社会公正,就成为2010年理论界和各级政府部门关注的热点。学者们普遍认为,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发展,客观上必然要求加快推进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但是,如何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以体现社会公平,学术界则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绝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领域的问题,必须加大政府在国民收入分配领域中的介入力度,加大政府对低收入群体保障和公共服务投入,尽快建立健全社会保障和改善民生的长效机制。另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正处于体制转型和工业化的特殊阶段,对于由于收入分配机会不公平所引起的收入差距,必须通过深化市场体制改革,用市场这只“无形”之手进行调节方能见效,国家干预应该尽量减少,特别是通过再分配的方式进行干预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制。可以预见,学术界关于公平与效率的争论仍将持续。
相关链接:①龚刚、杨光:《从功能性收入看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载《中国社会科学》,2010(2);②余甫功:《结构失衡的根源在于收入分配失调》,载《学术研究》,2010(4);③程世勇:《缓解当前收入差距不能仅靠社会保障》,载《光明日报》,2010-04-19;④李秉勤:《社会公正的理论与英国的实践分析》,载《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4);⑤张车伟、张士斌:《中国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动与问题——以劳动报酬占GDP份额为视角》,载《中国人口科学》,2010(5)。
热点四:政治文化——中国政治发展深层原因的探究
入选理由:政治文化是一定社会中各利益群体对国家权力配置各方利益问题的主观反映。作为民主政治制度正常运行的关键条件之一,它在体系、过程和政策等多个层面制约着一个社会的政治发展。党的十七大报告明确要求“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学术界对此连续多年高度关注。2010年度,相关研究主要有这样几个突出特点:一是成果多,以政治文化、公民意识、政治心理、政治意识等为关键词在相关网站搜索,显示出的年度研究成果超过千条。二是追问更加严谨和深化,对政治文化、政治意识、公民文化等基本概念做了政治哲学意义上更为规范的研究。三是从某个特殊角度研究政治文化对相关利益群体政治行为的影响,揭示政治文化与政治系统运行的密切关联。上述研究在理论上深化了对中国政治发展的认识,在实践上有助于人们自觉建构与中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运行相适应的隐性结构,进而保证中国政治发展的健康有序进行。
相关链接:①李艳霞:《社会转型期中国公民意识的良性构建——以社会生活各领域关系为视角的研究》,载《社会主义研究》,2010(1)。②蔡冬菁:《政治文化与当代中国政党制度的发展》,载《广东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0(2);③崔翔:《网络对中国政治文化传播的影响》,载《社科纵横》,2010(3);④戴长征:《意识形态话语结构:当代中国基层运作的符号空间》,载《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10(4);⑤郝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公民政治心理的演进》,载《中国行政管理》2010(6)。
热点五:转型社会中的法治推进路径
入选理由:在社会分配矛盾凸显、经济发展不平衡时期,集中力量推进法治建设显得尤为迫切和艰巨。2010年,法学界围绕转型社会中的法治建设发表了一大批有分量的论著。相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五个方面:一是深化了和谐法治研究。“和谐”是法治的应有之义。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社会和谐是法的重要价值,这一重要价值的导入将引领中国法治迈向以良法善治为表征的和谐法治。二是扩展了劳动者权益维护研究。法学界从前几年集中关注《劳动合同法》转向对《劳动法》各项制度的研究,“富士康事件”更是引发了大量的研究和改革建议。三是社会保障制度研究促进立法完善。《社会保险法》出台前后,法学界致力于社会保险权、立法宗旨、立法体例和具体制度的研究,为法律制定提出了不少颇有裨益的建议。四是公平分配制度研究走向深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必须走上法治轨道,以民主、公平为价值引领。财税改革务必坚守财税法定原则,应推行民主立法,避免部门立法下的利益固化。五是社会治理研究日趋系统化。社会治理要兼用软法与硬法,应平衡公益与私益,对上访、拆迁、“扫黄”、“打黑”等问题必须注重公共利益、公平补偿、正当程序、知情权保障、证据规则等方面的制度构建。
相关链接:①喜佳:《二元结构下“农民工”劳动权之一元法律保护:从身份到契约》,载《中国法学》,2010(2);②朱大旗:《金融危机背景下的中国财税法制改革思考》,载《法学论坛》,2010(2);③张文显:《和谐精神的导入与中国法治的转型——从以法而治到良法善治》,载《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0(3);④许建宇:《社会保险法应以保障社会保险权为核心理念》,载《中国劳动》,2010(3);⑤赵红梅:《从“富士康事件”看我国劳动者权益保护机制的缺陷》,载《法学》,2010(8)。
热点六: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
入选理由:金融危机在2008年的爆发,使世界经济经受了大萧条以来最为严峻的挑战。虽然中国为应对危机而实施的一揽子计划取得了积极成效,但学者们在2010年仍然围绕后危机时代的中国经济发展进行了重点讨论,认为进入后危机时代后,中国经济发展还不能过于乐观,不稳定不确定因素还很多,积极谋划和加快经济发展是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重要而紧迫的任务,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大力开发国内市场和扩大内需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逐步从主要依靠出口和投资增长转变为依靠扩大内部需求尤其是消费需求为主兼顾贸易增长的发展模式。第二,促进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不断提高中国在全球价值链和全球分工体系中的地位。第三,发展低碳经济和低碳金融,在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权,转变生产方式、消费方式和生活方式。第四,加强金融市场和监管力度,加快服务业支撑体系建设。第五,调整收入分配结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第六,提高对外开放的能力和水平,充分发挥大型企业在“走出去”中的主力军作用,在双赢和共赢中谋求科学发展。
相关链接: ①唐未兵、彭涛:《后危机时代中国经济发展的路径选择》,载《经济学动态》,2010(3);②厉无畏:《后危机时代的经济结构调整》,载《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3);③简新华、李延东:《中国经济发展方式根本转变的目标模式、困境和途径》,载《学术月刊》,2010(8);④孙早、张敏、刘文璨:《后危机时代的大国产业战略与新兴战略产业的发展》,载《经济学家》,2010(9);⑤中国经济增长与宏观稳定课题组:《后危机时代的中国宏观调控》,载《经济研究》,2010(11)。
热点七:生态问题的人文反思和中国关注
入选理由:生态哲学、生态人文研究现已成为世界性的学术话题,并且拓展为生态社会学、生态美学、生态政治学、生态文艺学、生态经济学、生态城市学等多学科的分支研究或综合性的跨学科研究。2010年,学术界对生态问题进行哲学反思以及以人文社会科学范式进行探究超过了以往:第一,先后在北京、贵州、山东、江苏等省市举办了多场有广泛影响的生态文明论坛或学术研讨会。第二,生态哲学、生态人文研究硕果累累:首先,涉及的人物研究、流派研究、比较研究、思想史梳理、核心概念争辩、马克思主义生态学深掘等进路都有新的成果。其次,长期相对偏弱的生态美学得到明显加强。这既反映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八届世界美学大会中进行了生态美学专题研讨,也反映在国内学术界就生态美学的基本内涵和对象、生态美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生态美学的元问题等重大焦点问题形成许多共识。再次,以生态文明、生态伦理、生态美学研究为主题,囊括主要内涵、基本关系、思想溯源、现实问题及解决思路的整合性、框架性体系研究得到强化,其重要性得以凸显。可以预见,随着世界生态问题的日益突出,生态人文研究将会迎来更大挑战。
相关链接:①余谋昌:《生态文明论》,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②曾繁仁:《生态美学导论》,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③张锐:《生态伦理学的若干前沿问题》,载《人民日报》,2010-01-15;④陈志尚:《论生态文明、全球化与人的发展》,载《北京大学学报》,2010(1);⑤杨通进:《探寻重新理解自然的哲学框架——当代西方环境哲学研究概况》,载《世界哲学》,2010(4);⑥陈望衡:《环境美学的当代使命》,载《学术月刊》,2010(7)。
热点八: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之关系
入选理由:2010年是恩格斯诞辰190周年,学术界以此为契机,开展了一系列研讨活动。其中,马克思与恩格斯的哲学思想关系问题成为系列研讨活动的热点。这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摆脱以往单纯从意识形态角度批判西方马克思学所持的“马恩对立论”立场,着重从学术角度梳理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二是从方法论角度对这个问题的研究进行了反思。三是从文本个案解读入手,具体地阐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一时期哲学思想的异同;或者从特定的专题入手,深入辨析他们在相同问题上的观点分歧。通过以上几个方面的工作,学术界对马克思与恩格斯关系的理解突破了简单化和概念化的藩篱,朝着学术化和精细化的方向扎实推进。马克思与恩格斯哲学思想的关系问题,是一个同对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理解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体系建构,同对苏联哲学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评价等密切相关的问题。鉴于恩格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和解释史上的重要地位,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的解释极大地影响着后人的理解,因此,这一问题的研究既有助于回归马克思哲学“原本”的理解,也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态史的深入研究。
相关链接:①魏小萍:《探求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原文文本的解读与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②杨学功:《超越哲学同质性神化——马克思哲学革命的当代阐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③梁树发:《马克思恩格斯关系研究方法辨析》,载《江西社会科学》,2010(2);④何丽野:《从文本考证看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社会意识的思想——与魏小萍研究员商榷》,载《哲学动态》2010(10)。
热点九:大学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理性审视
入选理由:伴随着教育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征求意见稿)中“要探索建立符合学校特点的管理制度和配套政策,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的提出,高校行政管理制度改革即所谓“去行政化”遂成为学术界热议的话题。学者们对此进行了多角度多层面的讨论，普遍认为,所谓高校“行政化”,一方面是指管理部门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过多,另一方面是指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在管理中被泛化和滥用;所谓“去行政化”,并非不要行政管理部门,而是指大学应回归学术本位,减少或者排除非学术因素的影响,厘清学术权力与行政权力各自的权责边界,充分尊重学术组织在学科建设、学术评价、学术发展、学术决策、学术管理等学术事务中的作用,推进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建设依法办学、自主管理、民主监督、社会参与的现代学校制度,并且可以在部分学校进行试点改革。也有一些学者对弱化大学中的行政管理提出质疑,认为在全社会都崇尚行政级别的背景下,让大学取消行政级别无疑是贬低教育,因而“去行政化”在目前不合时宜,应该慎行。
相关链接:①纪宝成、胡娟:《关于高等学校学术权力的几点思考》,载《中国高教研究》,2010(1);②杨克瑞:《中国高校的权力结构与监督模式》,载《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10(2);③袁贵仁:《现代学校制度——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载《中国教育报》,2010-03-01;④陈运超:《大学“行政化”是个问题》,载《复旦教育论坛》,2010(3);⑤杨德广、韩建华、叶志坚、王长乐、毛成等:《高校“去行政化”研究》(专题讨论),载《教育发展研究》,2010(9)。
热点十: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讨论
入选理由:近年来,史学界对宏观问题再度重视;相应地,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讨论在2010年也成为亮点,主要围绕如下三个方面展开:第一,从秦王朝到清王朝的中国社会形态问题。这个问题的价值在于如何指称这个时段的社会,直接关系到对这一社会的整体理解、描述和分析,关系到如何从全球文明史的高度来重新把握和复原中国文化的独特发展之路。学者们讨论的内容从以前被强调的经济关系和阶级关系扩展到国家权力和文化,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并用新的概念定义这个历史时期。第二,关于专制主义的讨论。由于受到国学热、“后殖民”理论的影响,近年来有的研究者对中国古代专制主义的通行观点提出质疑,认为皇权和专制没有必然联系,中国古代存在“专制主义”是西方学者的偏见。这个观点引起了热烈讨论,范围涉及民主和专制的性质、对专制主义和中央集权的认识、儒家文化和专制主义的关系等。第三,关于“唐宋变革论”的讨论。“唐宋变革论”是日本学者提出的观点,意指中国唐宋时期出现的商业革命和市民社会。国内相关领域的研究者对这个概念进行了重新审视,推动了对唐宋社会发展因素的认识。史学界关于中国古代历史发展道路的讨论,对于中国史学工作者提出原创性的解释模式和概念有着积极意义。
相关链接:①谷川道雄、冯天瑜:《关于中国前近代社会“非封建”的对话》,载《史学月刊》,2010(1);②宁欣、陈涛:《“中世纪城市革命”论说的提出和意义——基于“唐宋变革论”的考察》,《史学理论研究》,2010(1);③王瑞来:《皇权再论》,载《史学集刊》,2010(1);④许苏民:《“专制”问题讨论中的误区——如何看待西方学者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6);⑤何怀宏:《“选举社会”的概念——秦至晚清社会形态命名初探》,载《文史哲》,201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