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羊城晚报2013年11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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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广州，有两所大学以国民党领袖的名字命名：一个是孙中山亲手建立的中山大学；另一所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则是为了纪念孙中山的亲密战友、民主革命家廖仲恺。
廖仲恺，生于1877年，广东归善人（今惠州市惠阳区)。在短暂的48年人生中，他与夫人何香凝伉俪情深，并肩作战，成为中国近代史上闻名遐迩的“革命夫妻档”；他追随孙中山投身民主革命，被称为孙中山的“荷包”；在孙中山去世后，他坚持“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与反动势力坚决斗争，直至被害去世。
廖仲恺去世后，夫人何香凝曾将他坚守的人生信条“精神不死”四字作为勉励，而这也是廖仲恺一生的最佳写照。
保护
一处面目全非 一处荡然无存
说起廖仲恺、何香凝故居，很多对历史略有了解的人都会想起“双清楼”。不过当记者做了一番功课，决定去海珠区同福西路找寻双清楼的现址时，发现仍旧很不容易。并且见到它时，保存现状很让人失望。
当年见证廖仲恺和何香凝两人新婚生活的小楼如今大门紧锁，整个墙面都贴上了红白的马赛克瓷板，所有的窗户都被水泥封住，当年两人住过的楼顶平台的小房间也已经不见了。
从门缝向里面望去，只见光线昏暗的房内摆了几个脚手架和油漆桶，四周则落满了灰尘，远处的天井也空无一物，只有午后的阳光照下来，一派落败的景象。
“这里原本属于廖家，但之后都陆续搬走了，估计没人住了，就收归政府了。”余德富说，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双清楼”一度成为“南华西幼儿园”的一个园区，2005年前后幼儿园搬到了斜对面，便留下了眼前这栋空荡荡的房子。
在门前，记者发现两块牌子：一是“双清楼，1897-1920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双清楼故居，广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立一九八二年八月”；另一块则写着“广州市登记保护文物单位双清楼”，为市民政局于2003年10月设立。
“这里明明是文物保护单位，但已被改得面目全非，看不到任何保护措施。”余德富有些气愤地说。根据早期的照片，双清楼的墙壁原本为青砖，门前也没有廊柱和小铁门。在亚运会时期，广州开展旧城改造工程，附近的房屋都恢复了原本的青砖立面，恰恰作为文保单位的双清楼依然面目全非。
而另一座位于东山百子路的“双清楼”早已荡然无存。据悉，这座房子在廖家后代搬走后曾一度是八路军办事处，但新中国成立后，这栋楼已被拆掉了。据余德富回忆，有段时期原址附近还挂着“双清楼遗址”的牌子，但后来又被改做其他用途了。
寻迹
广州有两处“双清楼”
在广州海珠区同福西路的巷陌中寻找“龙溪新街42号”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在这片出租屋遍布的老住宅区中，外来租户对于“双清楼怎么走”这个问题一头雾水。最终，在一位“老广”的带领下，羊城晚报记者才找到了位于巷子尽头的双清楼。
这是一座三开间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占地面积约400平方米。“当时廖仲恺和何香凝结婚后就住在这里。”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创始馆员、仲恺农业工程学院董事会办公室原副主任余德富说。
1897年10月底，由于没有住所，婚后不久的廖仲恺和何香凝来到兄长廖恩焘的家中居住。起初两人先住在一楼，后来为减少与嫂子的矛盾，避免侄儿侄女的嬉闹，便在二楼左侧屋顶的阳台上搭了一间阁楼居住。
何香凝和廖仲恺白天在屋里研读诗文、谈论时事，夜晚在窗边观赏珠江月色。一次中秋佳节，月光照进斗室，洒下一片清辉。何香凝触景生情，写下了“愿年年此夜，人月双清”的诗句。于是两人便把这间小屋命名为“双清楼”。
余德富介绍，廖仲恺和何香凝在这里一共住了五年，后来两人先后离开广州东渡日本留学。辛亥革命胜利后两人回国辗转各地，一直没有自己的房子。1922年左右，何香凝的父亲去世，她便用父亲留下的一部分遗产在广州东山百子路10号建了一栋别墅，也命名为“双清楼”。一家人曾于1923年和亲友在该住所的大门前合影，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照片。
后来，为了纪念双清楼，廖仲恺将其诗集取名为《双清词草》，何香凝也自称为“双清楼主”，并将其诗画集命名为《双清诗画集》，足见“双清楼”在两人心中的重要地位。
因为“大脚”结良缘
廖仲恺和何香凝的结合一直被传为佳话。
据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周兴樑在《廖仲恺》一文中的叙述，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三藩市（旧金山），在父亲去世后，16岁的他和家人回到广东，投靠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几年后，叔父督促廖仲恺娶亲成家。按照客家女子不缠足的风俗以及父亲临终时的叮嘱，廖仲恺提出，要娶一位“大脚”姑娘为妻。
要在上流社会找一位“大脚千金”并非易事。但经过打听，廖家得知香港地产大亨何戴家的九小姐何香凝留有一双“天足”。
原来何香凝年幼时，受太平天国女兵的影响坚决不缠小脚，家人一直担心她的婚姻大事。当听说有人要讨一个大脚女人做妻子，而且是华侨子弟，两人也算门当户对，何家便立刻答应了这门亲事。于是，受“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廖仲恺同何香凝于1897年10月在广州举行了婚礼。
那一年，新郎20岁，新娘19岁。也就在此时，一直以“廖恩煦”为名的新郎才正式改名为“廖仲恺”。
“两人都是进步青年，常常一起讨论国家的前途命运。当时日本吸引了众多中国留学生，也是革命者的聚集地，所以廖仲恺有了到日本留学的念头。”余德富说，何香凝十分支持丈夫的想法，并将自己的珠宝、金银首饰等大部分嫁妆变卖，凑了三千多银元给廖仲恺做留学资费。
在1902年秋廖仲恺抵达日本之后，何香凝也在同年冬离开广州，与他在日本会合。
正是在日本，他们遇到了孙中山，从此一直追随他，并肩走上了革命救国的道路。
出国卖画建实验楼
在纺织路东沙街24号，仲恺农业工程学院的校园内一片葱绿，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就坐落于此。据余德富介绍，纪念馆的前身是仲恺农工学校的办事处。在纪念馆的右侧，有一座四合院式的民国建筑，则是何香凝当年出国卖画筹钱建起来的实验楼“乐干楼”。
1925年8月20日，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在广州被国民党右派派出的暴徒刺杀。10月5日，为继承丈夫遗志，心情沉痛的何香凝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会议上提议设立仲恺公园和仲恺农工学校。后来因种种困难，仲恺公园没建成。仲恺农工学校则于1927年3月26日正式开学。何香凝担任第一任校长，之后她挂名校长15年。
1927年4月，国共合作破裂之后，何香凝辞去在国民政府内的兼职，但请求不要因政治分歧而解散仲恺农工学校。随着办学经费日渐竭蹶，为支持何香凝以及仲恺农工学校，1929年，上海许多全国知名的书画家慷慨泼墨，捐集了许多著名的书画，公开售卖。何香凝也于当年9月携带自己的画作到马来西亚、菲律宾等地义卖筹款。几个月间，在海外华侨的支持下，何香凝筹到了10万元大洋。
1931年，学校用这笔款扩建了实验楼“乐干楼”，并建起了当时华南地区最大的蚕种冷藏库，添置了图书、仪器设备等。
如今，这所实验楼早已人去楼空，几个工人师傅正在院内维修。余德富指着中间宽阔的天井说，当年蚕种冷藏库就放在这里，楼上楼下则是学院教职工的宿舍和实验室，而廖仲恺遇害时留下的血衣也曾保存于此。
对话
“廖仲恺遇刺至今仍是悬案”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是民国史上震惊中外的事件，11月1日，羊城晚报记者就此话题采访了廖仲恺研究者余德富。
羊城晚报：廖仲恺为何成了暗杀对象？
余德富：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承其遗志，继续推进“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反帝反军阀、推动国民革命斗争。也因而招致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分子的仇恨。
史料显示，香港的英帝国主义者直接布置了对国民党左派的暗杀活动。他们找到曾任香山县县长、后被廖仲恺撤职的右派分子朱卓文，还给了50万元酬劳。同时被列入暗杀名单的还有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蒋介石等。同年7月下旬，就发生了暗杀蒋介石（未遂）的“东坡楼事件”。
羊城晚报：有材料说，廖仲恺遇刺前就已知道有人要刺杀他，刺杀者竟然如此嚣张？
余德富：蒋介石遇刺事件后，就传出要刺杀廖仲恺的消息，目的是为了吓退廖仲恺。后来风声越传越紧，连何香凝也听到了，她为丈夫的安危忧虑，曾劝说他要增加卫兵。但廖不以为然，认为自己每天为革命奔走于工会、农会、学校间，有人要杀他，根本躲不掉，“生死由他去”。8月18日，在国民党政府会议上，坐在廖身旁的汪精卫还递过来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但廖看后一笑了之。
8月20日廖仲恺被刺杀时，何香凝就在他身边，廖仲恺身中四弹，皆是要害，送医院途中已经不治，没留下一句遗言，时年仅48岁！
羊城晚报：对国民党来说，这么大的案子，为何后来一直没定案？
余德富：廖仲恺被刺，国内外大为震惊。案发当天国民党中央就紧急召开联席会议，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被授权组成特别委员会，负责处理廖案并应对时局。右派领袖胡汉民因其堂弟胡毅生与案子有牵连，被排斥在特委会之外。
廖案发生后，重要嫌疑人胡毅生、朱卓文潜逃，林直勉被捕后被关押两年，后因证据不足释放。口口声声要为“廖党代表报仇”的特委会成员蒋介石，在公开叛变革命之后，并在他统治中国的20多年间，未再追查廖案，该案至今仍是历史悬案。
“蒋介石成廖案最大受益者”
廖仲恺去世已80多年，现在社会各界对于他的研究情况如何？11月4日，羊城晚报记者采访了中山大学历史系教授、孙中山基金会顾问李吉奎。
羊城晚报：近年来，社会各界对于廖仲恺的研究情况如何？
李吉奎：以往对廖仲恺的研究都是和孙中山联系在一起的，针对他个人本身并没有形成大的研究课题。学术界出了《双清文集》（二册），也召开过几次廖何研讨会，但总的来说，影响有限。
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建立了纪念馆，开始专门研究廖仲恺何香凝两人。但纪念馆本身的研究能力有限，而且外界给予的支持也不足。
羊城晚报：关于廖仲恺遇刺案的主谋，胡汉民、汪精卫和蒋介石等人都被怀疑过，经过研究，现在有没有结论？
李吉奎：当时廖仲恺是国民党内高层唯一坚决主张联俄容共的人，而其他左派人物，像汪精卫从一开始就反对，蒋介石也反对，蒋从苏联回来曾给孙中山写长信，说俄国虽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道路，但在中国搞帝国主义的一套。胡汉民的立场则不明确，联共态度不积极。所以廖仲恺在党内是比较孤立的，而且他当时为了国共合作积极奔走，担任了很多职务，最多时近20个，自然成了政敌的眼中钉。廖个子不高，当时就有人背后直呼他为“矮子”。邹鲁等国民党内坚决反共的一派决定干掉他。
在廖案中，朱卓文等人是执行者，胡毅生、林直勉等人是直接策划者，而胡毅生是胡汉民的堂弟，他组织的“文华堂”是广州的一个反共俱乐部，所以很多人包括何香凝、廖承志等都认为暗杀与胡汉民有关系。胡汉民的确应该负一定责任，但绝对不是他指使的。胡的失责在于没有明确表态，以当时他在党内的地位，他一定清楚胡毅生等人的行动，但没有及时制止，一定程度上纵容了凶手。
有人说杀廖是蒋介石的主意，但这只是猜想。蒋介石的确在东征、军费以及联俄容共等问题上对廖不满。另外，作为黄埔军校党代表，廖任由中共在军校活动和发展党员而不加约束，蒋也很反感。但两人关系还是合作大于冲突，且当时蒋也是以“左派”身份出现的，根据当时形势，廖在世对他有利，所以蒋并没有杀人动机。在廖死后，蒋借机先后排挤掉了胡汉民、许崇智、汪精卫等人，势力得以迅速上升，成为廖案最大受益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