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1894年中国第一个资产阶段革命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时，17岁的廖仲恺还是个刚因丧父失去依靠，从美国回到祖国，不得不开始独立思考人生的少年。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之后，他受广东军政府都督胡汉民之邀从1911年11月起担任财政部副部长（广东财政司副司长，后任广东财政司司长），至1913年7月，对广东财政的恢复、稳定和民主共和政权的建设都作出了巨大努力并颇有建树，是显示出了“高深经济学识和敏捷手腕”的理财能手。“二次革命”失败后，他流亡日本继续追随孙中山探索民主革命道路。也就是说，辛亥革命时期正是他从懵懂少年成长成熟为真正革命者的时期。
一、早年的读书生活
廖仲恺，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是广东省归善县鸭仔埗乡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一个华侨家庭，有一兄一妹。至1893年，16岁的仲恺，因父亲去世，失去依靠，与妹妹静仪陪同庶母一起护送父亲的灵柩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旅美期间，他在当地生活、上学，接触了美国社会，听到、看到、感受到了华人受到美国白人歧视与欺凌的状况，中国孩子受到嘲笑、戏弄的情境，美国警察辱骂华侨为“黄狗”，等等，深感困扰，父亲告诉他，因为“中国衰弱不振，所以才被人欺侮，没有什么好法子应付，只有忍受”。仲恺大概在那时已知国家贫弱国民就要挨打，有了国家民族的观念；同时对于“没有好法子应付”也印象深刻，“法子”问题也许已印入了他的脑子。父亲竹宾先生经常教育他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要爱国，爱国之心如同“自己的灵魂和生命”，他很重视子女的祖国文化教育，他除了把仲恺送到当地学校读书外，每天下午还送他到华人区开设的国学专馆，学习中文，攻读唐诗和古文等科目，学习“四书”“五经”等圣贤之书，因为“我们虽然住在美国，应该学习美国的文字，但我们不能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对于祖国的文字更应该学习精通。随便那个人都得懂自己祖国的文字”。这种教育为年幼的仲恺打下了良好的国学基础，使他“国学之基得于幼时稳立”，也播下了宝贵的爱国种子。
回国以后，在叔叔的帮助下，开始在家乡习“经史策论”之学，准备循着传统文人读书求仕之路前进，更何况他已有通晓洋务、在香港招商局任总办的叔父维杰的指点与帮忙，已入清政府外交界奉派任驻古巴马丹萨领事的胞兄恩焘的示范，所以，“年十七，始返祖国，是时尚属八股取士时代，仲恺意气扬扬，欲在科场中占一席，入大馆，从梁缉嘏，鸡鸣而起，孳孳研究经史策论之学”。
然而，在两年后，他就放弃了旧学。因为廖仲恺回国时，中国正处在危难动乱之秋，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面临着帝国主义列强的瓜分豆剖，民族危机日益深重，孙中山组织的资产阶级团体兴中会在檀香山正式成立，维新改良思潮正在发展，反清革命的思想亦在知识分子中酝酿……这些都给年轻爱国的廖仲恺以强烈的震动，加上“在旧金山时曾受到把中国人叫做‘黄狗’的美国反动警察的欺负；回国途中到香港时，又目睹英帝国主义的殖民地警察在码头殴打中国苦力，作威作福。从此，……就抱着‘一定要想法变中国为富强的国家’的愿望”，他感觉到在深重的民族灾难面前，“四书五经”之类的国学无法出民族于水火。寻找“好法子”，探索新道路，成为摆在青年廖仲恺面前思考的课题。在叔父的帮助下，他到了香港皇仁书院转攻西学，从此更加发愤，进步迅速，收获很大，“越二载，渐觉其途径之非，赴香港学英文。据云，彼之英文学识，得之于侨美者少，而得之于香港者实多。”“一到香港，前后如出两人，精勤苦学，各书无所不窥。四五年后，所学如宿儒，诗词文艺无不精妙，并傍及美术，字尤秀雅，并喜研究维新革命文书。”这段时间勤学苦读所获得的学识，成为他日后从事革命工作的有力武器，特别是皇仁书院英文学习成果，接受了西学，为他日后到日本直接译介西方理论，探索社会主义学说打下扎实的基础，并成为他开始跟随孙中山从事革命工作的有利条件。
1897年，20岁的廖仲恺与香港大地产商之女何香凝在广州结婚，这段从何香凝的“天足”成就的姻缘正是“双清传奇”的开始。二人的结合，形式上是传统的，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婚后，“可也过得很好”，彼此敬爱，琴瑟和谐，好学的何香凝得到了丈夫的帮忙和指点，他们“都向往和羡望太平天国起义的人们”，“她们是美满的。廖先生是好学的人，同时亦肯鼓励别人学习，这就偿了她求知之愿。她有宽阔的襟怀，轻视个人的享乐，这就助成了廖先生的事业。”
二、留日的学习生活与革命活动
1903年1月，廖仲恺东渡日本留学，两个月后，何香凝也到了日本，开始了他们新的人生征程。当时许多青年知识分子转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一时成为风尚”，得风气之先的近邻日本，成为留学首选地。廖仲恺经过在香港皇仁书院的学习，对于“西学”已经学有所得，对于清政府种种腐败无能的表现更是激愤。因此也决定东渡日本，这个想法得到了何香凝的充分理解与经济上的支持。即是说，他当初前往日本留学，动机也许算“单纯”，与一般的青年知识分子没有太大的差别。但是，结果对他的革命生涯却产生了深远影响，成为他革命生涯中的第一个重要转折点。因为，他先后在多家日本学校就读。他到达东京后先是补习日语，一年后，考进早稻田大学高等政治预科学习，1905年10月受孙中山的委派离日回到天津，为法国革命党人在国内的活动担任翻译工作；1907年春转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读书，系统地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理论，同时探索西方社会主义思想，并在中国同盟会机关报《民报》上发表了系列译介文章，对救国的“法子”问题已有了自己的想法，为日后成为中华民国政府的理财专家和重要领导人奠定了扎实的学识基础；1909年6月毕业后，参加了清政府为留学生举行的科举考试，中法政举人，回国进入吉林延吉工作，积累了革命经验；更重要的是，他接触了大批先进知识分子风起云涌的革命思潮并参与其中，逐渐成为这个革命知识分子团体中领先的重要一员。
廖仲恺到达日本时，正是留学生、知识分子中革命宣传活动频繁、反清革命思想活跃的时候，他陆续结识了孙中山、黄兴、胡汉民、朱执信、马君武、章炳麟、刘成禺、汪精卫、黎仲实、冯自由、苏曼殊等一大批革命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高端”群体、一个优越的平台，他后来实际上成为领导了辛亥革命的团体的重要一员。可以说，他一下子获得了促进自身思想成长成熟的一片“沃土”，对于救国、振兴中华、建立民国的目标有了越来越清晰的认识，“孙中山并不是一个人。廖仲恺、朱执信，以至胡汉民、早期的冯自由等都有类似的思想”，“那个时期出现并形成的共和知识分子是辛亥革命的领导力量”。
廖仲恺等人的出现与加入，也使孙中山颇受鼓舞和振奋，孙中山后来说：“有廖仲恺夫妇、马君武、胡毅生、黎仲实等多人来会，表示赞成革命。予乃托以在东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后同盟会之成立多有力焉。”廖仲恺、何香凝本来就有强烈的救国愿望和炽热的革命激情，这时更坚定了他们投身民主革命的决心，对孙中山心悦诚服地敬佩和信仰，开始了追随他的革命历程，并为爱国救亡和创建民国付诸实际行动，自觉地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民主革命精神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何香凝说过：“此后，我们积极参加‘革命同盟’的各项活动，在留日同学中展开广泛接触，进行联络宣传工作。”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成立，何香凝、廖仲恺先后在东京加入了中国同盟会，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的最早会员，何香凝还是第一个女会员，他们誓言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同盟会成立之时，仲恺正返回香港筹集留学费用，不在日本，但仍被推选出来，与程家柽一起主持执行部外务部的党务工作，不仅因为廖仲恺工作能力强，而且同志们都认为他“办事一贯认真负责，积极热情。这也是他的美德之一。所以他受到留日学生们的拥护和信赖，‘凡有大事，必就而请教之’，1905年被推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他们家还作为革命党人集会、联络的地点，何香凝放下千金大小姐的身段，学佣人烧饭做菜，为孙中山与革命同志的联络、通信、集会做了大量后勤服务工作。
1905年底，孙中山需要“娴英文者一人长驻，翻译文件，东京本部不知有何人愿往而能胜任者”，赴天津法国军营联络，帮助法参谋长布加卑开展工作，以寻求法国政府对革命党的支持，廖仲恺作为“胜任”且“愿往”者奉调回天津，为布加卑当翻译，协助他们到内地调查革命实力情况，至次年10月工作结束，廖仲恺离开天津赴安南河内。1907年初，又奉孙中山命从河内到香港，协助许雪秋策划潮州起义，不成功旋即返回日本，继续学业。廖仲恺在留学生中是个热血爱国青年，根据革命需要，多次放下学业和家庭奉孙中山命令在国内外奔波从事革命活动，时值革命与反革命斗争十分尖锐激烈的时期，局势紧张，无论是为革命活动做烦琐的服务、翻译工作，还是从事理论探索和宣传、军事训练、秘密斗争，每一次都冒着极大的风险。
在留学期间，廖仲恺开始探索早期社会主义理论。他对当时在西方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学派进行了学习、研究和介绍工作，自1905年开始，陆续翻译并在同盟会机关刊物《民报》上介绍了诸多社会主义学说的文章，如亨利•乔治所著的《进步与贫困》、《社会主义史大纲》、久津所著《无政府主义之二派》、柏津所著《无政府主义与社会主义》和烟山专太郎的《虚无党小史》等的全部或部分章节，成为最早参与探索、翻译、宣传、介绍这些理论的中国人之一，这给长期闭关锁国的中国引进了第一道社会主义曙光，也有利于宣传平均地权实现社会革命的孙文学说。因为，《民报》是当时革命党最著名的刊物，也是宣传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喉舌，主要传播革命排满的思想，以推动革命运动，在中国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也为辛亥革命的发动作了思想和舆论的准备。廖仲恺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之一，他的文章集中发表在1905年11月至1907年10月间，共9篇，其中8篇为译文，是《民报》撰稿人中翻译最多者，主题均与社会主义有关。他通英、日文，有着翻译、介绍西方学说得天独厚的条件，他的译介显然对于革命党宣传自己的主张，唤醒一代知识分子，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民报》是革命党散布社会主义最重要的媒介。由《民报》共出版之二十六期中介绍欧美新思潮的文章观察，其中一至五期（1905年11月至1906年6月）有十篇关于社会主义及西方土地问题的介绍；六至十期（1906年7月至12月）六篇中只有二篇与社会主义有关，另有四篇则论及无政府主义；十一期以后（1907年1月后），除了十篇关于无政府主义与民粹、虚无主义的文章外，再无讨论社会主义的文章。由此一趋势可看出，部分《民报》撰稿人如廖仲恺、朱执信、宋教仁等，对社会主义思潮的热衷。”廖仲恺用“屠富”、“渊实”的笔名发表，也说明他已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贫富悬殊的弊病，包含着“劫富济贫”的思想。
近代盛行于中国的新思潮新学说，多经由日本传来，因此留日学生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他们受到当时日本活跃的革命思潮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影响，而廖仲恺是最早期的留日学生，且直接受教于烟山专太郎等；加上廖仲恺有侨美的经历，有在香港西学的读书经历，对中国贫弱状态的深刻感受与对中国国家富强的强烈渴望，英文好为他接触、理解和探索社会主义学说提供了有利条件，等等，这些都使得他对新的革命思潮有一种近乎本能的敏感性，也使他早年经历中受种族歧视而激起的强烈民族意识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而上升到理性层面，所以他成为我国最早的“觉醒者”之一，并且努力探索“有用的出路”，这是完全符合廖仲恺的留日学习初衷的。
三、廖仲恺参加科举考试回国工作
1909年6月，廖仲恺从中央大学毕业后，与友人一起回国参加了清政府专门为留学生举办的科举考试，这是清政府选拔人才“授予实官”，为清朝政府服务的人才选拔机制，他中了“法政举人”，不久便被派往吉林巡抚陈昭常公署任翻译工作，正式进入中国官场，直至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后，回到广东。他在吉林工作期间，还协助保护革命党人吴禄贞，维护国家主权、协助交涉收回延吉边境地区等重要工作。虽然大学毕业回国参加科举考试并进入清廷工作，是廖仲恺更多地作为一个留学成才的青年知识分子寻找出路的个人选择，但是，这段时间的工作，包括加入同盟会以来一直为革命同志称道的作为，都为他积累了可贵的工作经验，为他日后为新的民主共和政权服务打下了一定的基础。所以，1911年11月，广东军政府一成立，刚从东北回粤的廖仲恺即受都督胡汉民之邀担任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四、应邀出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震动全国，各地革命党人纷纷响应，仅1个多月的时间，全国就有十四个省宣布独立，其他省区也积极进行反清斗争，致使清政府的统治摇摇欲坠，最后迫使清帝即位，结束了我国长达2000多年的封建时代，这就是著名的辛亥革命。广东省于11月9日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胡汉民任都督，由于受到革命党人的信任以及突出的学识与才能，廖仲恺受胡汉民之邀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协助部长李煜堂处理财政问题，后李辞职，遂任广东财政司长。当时广东军政府面临很多困难，难度很大，而其中“最紧要最危险者，为财政问题，广东尤甚”。而财政又是新政权建设的关键和基础，为了解决财政困局，廖仲恺努力承担。在协助胡汉民、陈炯明主持广东财政的过程中，他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第一，他乘着群众革命热情高涨时，提出了向各阶层和海外华侨募捐，五个月共收到捐款126万多元；第二，成立筹饷局，发行有息债券借款，共借327万多元，第三，发行纸币，加强流通。这些措施使广东军政府的军政费用基本上得以维持，广东财政得到了初步的恢复。而且，廖仲恺坚持任人唯贤、量才录用的原则，在司长任内，“署中无一私人”；工作作风踏实勤奋，廉洁奉公，备受称赞，“收受无一私财”，“是早期国民党领导阶层中，少数具有丰富学识与理财能力的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