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廖仲恺先生诞辰135周年、学校建校85周年纪念日，我很高兴参加今天的理论研讨会，缅怀廖仲恺先生的功绩和贡献，特别是了解民主革命家、实干家廖仲恺先生的学术研究，吸收文化养料，感受廖先生的思想深度和生命热度，对于振奋精神，促进事业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我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一个小小的契机，去年底，廖仲恺先生的外孙女李湄女士和她的家人来访过学校两次，她回去后给我打电话，告诉我一个重要信息：廖仲恺的一封长信手稿在厦门大学展出。原来，2011年7月，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宣教局、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科研部、中共厦门市委宣传部和厦门大学，在厦门大学共同主办了纪念建党九十周年的“文献手迹”展，展出文献珍品逾百件，其中有毛泽东、李大钊、陈独秀、董必武、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手迹，而廖仲恺在1919年12月19日写给胡适的20页长信就是这些展品中的珍品。而这封信的内容就是廖仲恺为了阐述井田制存在的观点，正面与认为井田制不存在的胡适展开辩论的历史文献。
今天就两点作个发言，与大家进行交流：
一、廖仲恺为什么会与胡适就井田制问题进行辩论呢？
大家都知道，井田制是我国古代土地共产制度，这是从历史书上得知的。至于它是否真的存在，谁都没见过。那还是不是真的呢？胡适对此就有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如果找不到直接证据证明井田制存在过，就不能说它真的存在，这种讲究史料考证，“史料如不可靠，所作的历史就无信史的价值”的历史研究方法，称为“史料派”，胡适就是这派的代表性人物。他在1919年11月8日深夜给廖仲恺先生的信中说“豆腐干块的井田制度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证据，那只是“战国时代的乌托邦”。而且年轻自负的胡适对自己的观点非常的自信，不容置疑。
那么，廖仲恺为什么会给胡适写信呢？那是因为，第一次护法运动失败后，1918年6月，孙中山到了上海，不久，廖仲恺在广州办理完财政部移交工作后也赶到了上海，他们在总结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时，意识到推翻满清的革命成功、民国成立已经7年了，却只是换了块招牌，国家没有什么变化，孙中山认为是建设没有开展。因为革命是破坏，破坏的目的是为了建设。因此在上海潜心于自己的研究与著述，同时命令廖仲恺与朱执信、胡汉民、戴季陶等人在上海创办《星期评论》、《建设》杂志，“以鼓吹建设之思潮，展明建设之原理，冀广为吾党建设之主义成为国民之常识”，建设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的国家，民有，民治，民享。廖仲恺是主要撰稿人，同时担任《建设》杂志的编辑工作，此后他以极大的热情专注于对三民主义思想的积极宣传和探索上。为了办好杂志，他做了很多努力，其中主动诚恳地多次致信向北京大学年轻的教授、留美博士胡适约稿，就是其中之一。他请鼓吹白话文学的胡适就语法问题写一篇大文章，“于文章界兴一革命”，挽救当今“语言退化”的状况。同时向他征求对孙中山先生新出版书的意见。
1919年6月8日《民国日报》副刊《星期评论》创刊、8月1日《建设》杂志创刊。胡适果然给予关注，而且评价很高，积极撰稿，还专门写文章推介它们。而就井田制的讨论最先则是由胡汉民开始的。胡汉民1919年10-11月在《建设》杂志上发表的《中国哲学史之唯物之研究》文章中提及，他确认井田制是中国古代沿习的土地共产制度，并且开宗明义地指出：“我这篇文章，是拿唯物史观应用到中国哲学史上”，更是直接与“史料派”针锋相对，胡适不同意，就专门致信廖仲恺进行辩论，但为什么是写给廖而不是胡汉民？直接写给胡不就好了？！问题是廖此前几次向他约关于语言文字发展的稿还没有完成，胡适在写信向廖仲恺致歉时，顺便提到他不同意胡汉民的观点，简述了为什么。显然井田制问题引起了他的兴趣，并且自己也有一些想法，这样，廖仲恺在回信中就专门关于井田制问题进行了统一答复，在信中他既讲了胡汉民对胡适的批评意见的五点答复，廖仲恺也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关于井田制是否存在的问题的见解，他认为要说明这一点，“第一要紧的是在本国地方上有这种制度残留的痕迹，或有那时代政府的记录的直接证据。其次在外国同阶级时代中有类似制度的旁证；再次有证明反证之不符的反证。”经过严密的论证，他得出了这个结论：“中国井田制度，和外国均地制度，”就算形式上有一些不同，但实质也非常相似，而且形式相同不仅不太可能，也不必要，“至于豆腐干块不豆腐干块，倒是不关紧要”，因此不能说它是绝对不可能的，“这种井田制度不只是可能的，而且是自然会发生的”。因为这种经济制度，是由生产力发展水平决定的，不能因为找不到直接证据就否定它的存在。这样，廖仲恺就重建了井田制存在的史实，也体现了他和胡汉民用唯物史观方法对经济制度发展脉络进行综合分析的成果。
而这些往来书信，均在1920年的《建设》杂志上发表，因此公开辩论的意味就很浓了。
二、参与这场辩论对廖仲恺的影响
廖仲恺的辩论文章发表后，胡适于1月9日发表了一篇“答廖仲恺、胡汉民先生的信”，专门就胡汉民和廖仲恺提出的辩论一一作答，结论是孟子的井田论实在是太糊涂了，不易懂，说来说去总说不清楚；而二千年的读书人又不明白“税法是税法，田制是田制”的道理，实际上“初税亩”就是“税是地租——纯粹的Land tax”,“所以作茧自缚，再也缠不清楚”，试图挂免战牌。而1920年1月中旬，廖仲恺、胡汉民又分别写答书给胡适，进行再次申述。胡适在1月26日再写答书，这次他不想再辩论，挂出“免战牌”，但坚守自己的基本立场，他说：“我觉得我第二信论井田说史料沿革一段，似乎是这问题的重要论点。我如果能有机会重做一篇《井田考》，我只要说一个意思：井田论是孟子凭空虚造出来的；孟子自己并未曾说得明白，后人一步一步的越说越周密，其实都是演述《孟子》的，不可用来证《孟子》。”以为“井田制的史料沿革弄明白了，一切无谓的争论都可以没有了。”据说，后来胡适还试图找出廖仲恺在信中所引用的西方学者的专著来研究，但并不见其有更进一步的论述，而且从他一直坚持“史料考据”的方法也可以看出，他并没有借鉴有关的论著。
（一）廖仲恺不是专门的理论家，却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
他不是职业史学家或哲学家，加上政务繁忙，1920年春开始，就为协助援闽粤军建设、发展筹募军饷，远赴福建漳州，说服陈炯明回师广东驱逐桂系军阀，为孙中山重返广东建立革命政权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此后再没有专门发表关于井田制的文章，继续这场辩论。而廖仲恺在这场辩论中所彰显出的唯物史观立场的“学术特质”，在学术界倒是非常突出，“两胡”针锋相对时，“廖仲恺的登场，使唯物史观派的治史取向尤其是方法论特征更加明朗化。”更何况廖仲恺偏偏在“胡适对自己的解释相当满意和自信”的“井田制”问题上展开辩论，作为唯物史观派代表与史料派正式交锋的意味也就很明显了。自此以后，学术界关于井田制度的争论至今仍不曾消失，“井田辩论遂由此获得20世纪史学史上非同寻常的意义”。而就研究取向上，虽然“史料派”此后出现过一段辉煌的时期，在整个20年代占据了一流文坛、大学的重要讲坛和刊物，但后来“胡适的追随者愈见稀少，而将井田制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制度，参照西方的社科成果进行解析，为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所遵循。”这样，廖仲恺因此作为唯物史观派代表人物而在唯物史观在中国的传播史上占有了一席之地，这场辩论也“是唯物史观在中国发展链条中第一个关键环节”。当然，我个人觉得对廖仲恺而言，这倒像个意外。而廖仲恺先生关于井田制辩论这封20页长信在问世90年后的2009年艺术品市场现身，“作为这场论争唯一的第一手实物资料”、“早期唯物史观的重要范本”而流传于世，更凸显出他的重要地位。从此信在市场拍卖价60多万元、评价为“品相极佳，兼具艺术价值与历史价值”来看，也说明这不是廖仲恺的“应付之作”，而显示出他对唯物史观立场的执着与坚信，对自己的观点是很认真的。
（二）廖仲恺运用的方法先进，开启了中国学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先河，也成为这场“辩论的功绩之一”。
廖仲恺在辩论中花的篇幅最大的是引用西方学者的论述，直接引用超过10种社会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以外国同阶级时代有类似制度作为旁证，应用于中国古代历史研究领域，来得出自己的研究结论，则开启了中国学界借鉴西方社会科学方法的先河，而且也成为这场“辩论的功绩之一”，则说明了他在这次辩论中所运用的方法非常先进。一位外国学者在总结1920年的井田制辩论时说，参加者企图将中国农业的发展和欧洲相似的过程连贯起来，把中国的学识和欧洲引以为傲的社会科学中的成就结合起来，而且这种结合是唯一可能解决问题的道路。这项工作主要由胡汉民、廖仲恺二人承担，胡适却失之交臂。
（三）廖仲恺在辩论中理论功底扎实，他尊重对手，尊重真理，以理服人，在理论研究中也体现出他总体上是实干家的特有学风。
廖仲恺的理论功底扎实，特别是经济理论基础较为深厚，整个论述细致，能始终抓住问题的本质，用学问家的考辩与引经据典，引用史料，运用社会科学方法，通过逻辑推理，有力地批驳了胡适所坚持的“井田”是整齐划一的，如没有整齐划一的“豆腐干块”，便是“凭空杜撰”的论点，显然颇有说服力。不说任何空话，在理论研究中体现出总体是实干家的廖仲恺特有的学风，这是难能可贵的。
在整场辩论过程中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自由氛围也很是浓厚，表现出廖仲恺个性非常谦和。无论以身份地位，还是年龄辈分来看，廖仲恺在28岁的年轻教授胡适面前都应该是前辈，但他始终“用自己的心思才力去研究”，用学术的规范、唯物史观的立场和创新的科学方法去研究学术问题，进行“细心讨论”，即使是今天，这种以学术研究规范促进学术发展、辩明真理的态度仍然是很宝贵的经验。
（四）廖仲恺在编辑《建设》杂志时期，是他政治思想成熟的重要时期，为他坚定的左派政治立场打下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编辑《建设》杂志时期，从1919年7月至1920年4月半年多时间里，廖仲恺翻译了《全民政治论》一书，并与朱执信等四人合译了孙中山的英文著作《实业计划》，从《建设》第一卷第一号开始连载，他还撰写发表了《三大民权》、《中国人民和领土在新国家建设上的关系》、《革命继续的功夫》、《女子解放从哪里做起》等十几篇政论文章。在这些总量十五、六万字的译作和著述中，既阐发介绍了孙中山三民主义的重要观点，也提出了自己的不少见解，他试图用社会生活决定精神、社会生产发展水平决定经济制度以至政治制度解释社会现实存在的问题以及建设新社会的思路，显示出他运用唯物史观的立场和方法分析问题的思想特征，而且有相当高的理论水平。这一时期既是廖仲恺一生中少有地集中进行理论探索研究的时期，也成为廖仲恺政治思想成熟的重要阶段。这样的理论准备，显然为他后来国民党坚定的左派政治立场打下了重要思想基础。
《建设》杂志也因为戴季陶、胡汉民、胡适、廖仲恺等发表的大量文章，和刊登的马克思、恩格斯论著的译文而与《新青年》杂志等一起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评介唯物史观的重要阵地而载入史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