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7月13日，中共广东省委原常委杨应彬同志贺鹤西去，噩耗传来，我悲痛难忍。30多年前，他关心我们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的往事不断浮现脑际，令人难以忘怀。
1982年8月30日，廖仲恺何香凝纪念馆揭幕后，参加建馆的省市文博专家全部返回原单位，由仲恺农校临时派一名工人看门口。次年春天，天气特别潮湿，纪念馆的馆址地势又低洼，有些照片已经潮湿霉烂了，因此尽快派人加强管理已成为当务之急。
1983年4月，中共广东省农业厅党组任命我为纪念馆副馆长，主持馆的工作（馆长暂缺）。我到任后，从仲恺农校调进一名中专毕业的干部。不久又从中大历史系要来一名本科生。这样，按编制3人的管理团队便算满员了。我查阅筹馆时筹馆领导小组组长杨康华副省长的讲话，他多次强调纪念馆将来要开展学术研究，否则就没有生命力。为此，我深感压力很大。因为按照当时我们这几个人的学养，如果没有专家指导，要想在科研方面出些成果，显然是相当困难的。
正当我愁眉不展的时候，这年的6月中旬，我接到省农业厅科教处的通知，说是省委常委兼秘书长杨应彬同志分别给农业厅长许士鑑和省社科院院长王致远打电话，指示要为我们馆聘请顾问，这真是雪中送炭，恰逢其时，使我喜出望外。后来，我找了王致远院长，并与省文管会商量，聘请中山大学陈锡祺教授，省社科院副院长张磊，暨南大学副教授余炎光3位专家为我馆顾问，并于同年8月30日在广州友谊剧院举行建馆一周年纪念大会上，由许士鑑厅长给他们颁发了聘书。一位省的领导百忙中为一个馆聘请顾问，并且，亲自给两位厅长打电话，这事实在令人感动！而一个编制仅为3个人的小馆，聘请3位专家充当顾问的奇特景象，这恐怕是我国博物馆史上绝无仅有的。
这年的6月10日，廖承志在北京逝世，全馆人员十分悲痛，到广东迎宾馆廖承志灵堂致以哀思。同年9月中旬，我带了纪念馆一位干部到北京出差。在完成工作任务后，我们顺便到位于北京东四的廖家去探望廖承志的夫人经普椿大姐。
在北京的日子里，廖仲恺先生的长孙廖晖同志首先带我们去拜访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王震同志。9月23日，风和日丽，秋风送爽，廖晖又带我们去拜访廖承志的老朋友，著名文化人夏衍老前辈。他是“文革”前文化部的副部长，“文革”中被“四人帮”批为“四条汉子”之一，受尽折磨，并被投入监狱。1975年他从秦城监狱被释放回来之后，是廖承志第一个到他家探望，表示慰问。
在夏衍家简朴的客厅里，他和我们侃侃而谈。他谈了他和廖承志多年的交往，谈了廖承志对中国革命的贡献。最后他说，世界上知道廖承志的人千千万万，誉满全球。在北京有郭沫若故居、茅盾故居，因此，对廖承志也应该有所纪念。希望在纪念馆的陈列中增加表现廖承志革命业绩的内容等等。希望我们回广州之后，向杨应彬同志汇报。夏衍还嘱咐我们要修改现有陈列必须等到中央下文之后才能进行。
从北京返穗之后，我除了向省农业厅汇报之外，还给杨应彬同志写信，要求当面向他汇报夏衍的建议。不久，我接到杨应彬秘书的电话，他说首长最近很忙，要求我将夏衍的谈话整理成文寄给杨应彬同志。我遵嘱致函汇报夏衍谈话的内容。杨应彬同志收到我的信后，立即批转全体省委常传阅。其意在于让大家都知道有这么一件事，支持这项工作。
1984年1月24日，杨应彬同志带领省委宣传部多人到我馆进行调研。他参观展览后，向我们提出纪念馆人手不够，应补充人员参加这项工作。同时现有陈列是省市博物馆的专家们搞的。“人家搞的你来修改是搞不好的”他说。并要我馆提出从省市博物馆抽调的工作人员名单，然后由省委名义下文调来。不久，中宣部关于修改陈列的文件也已下达。春节后，从省市博物馆抽调的人员刘绍邦、孙曼云、林鸿暖、江铁军等人也陆续到来，由我担任修改陈列办公室主任，开展紧张的布展工作。
同年4月初，我和刘昭邦等赴京向王震同志汇报展览提纲，得到他原则上同意后，我们返穗继续做一些修改工作。5月28日，杨应彬同志来纪念馆主持预展。邀请中山大学段云章副教授、李坚副教授、暨南大学黄庆云副教授、文博专家黎显衡馆长，陈登贵馆长等人参加。大家参观展览之后，基本肯定整个框架，仅有个别细小问题需要进行修改便可以了。在会议上，杨应彬根据专家们提出的意见，说是展览面积大了，3位编制太少，可以再增加3个编制，由我们打报告到省委宣传部批转到省编制委员会。不久，这事也很快的落实了。
6月10日是廖承志忌辰周年纪念日。这天，我馆增加廖承志革命事迹内容后的陈列重新开放。中央领导同志王震、谷牧和部门领导王炳南、孙平化等人都来了。省市领导任仲夷、林若、梁灵光、谢非、许士杰、叶选平等100多人来馆参加纪念活动。王震同志边观看边称赞这个展览搞得好，很有特色。
杨应彬同志办事雷厉风行，狠抓落实的优良作风给我们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他对我馆无微无至的关怀，使我们终生难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