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一定要坚信中国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第二，一定要相信人民，依靠人民。”刘良荣说，这是他参加革命六十多年来最刻骨铭心的体会。
“因祸得福”，走上革命道路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我正在家乡读小学。那时家境贫寒，父亲早逝，母亲为了让我读书把田地都卖了。靠着啃木薯、芋头，我念完了小学。
记得我在新兴县立第三小学和稔碧乡中心小学读书时，成绩名列前茅，而且很活跃，经常跟老师一起宣传抗日。毕业后报考了县立中学，但是命运好像是和我开了一次玩笑，我落第了，为了继续读书，我只好选择了兴育中学。
兴育中学设在和平乡坝塘村，是一所新办的私立中学。1942年中共广东省委在粤北被破坏后，党组织转向地下秘密活动，大批共产党员转到了农村。那时，崔卓峰奉命回到家乡新兴县坝塘村，创办兴育中学，以此作掩护，建立一个在农村开展秘密活动的基地。崔卓峰回到坝塘村后，把兴育小学升格为中学，推选一名开明人士做校长，并先后安排冯杨武、罗明、孔令淦、樊维克、赵希、徐云、冯坤等10多名党员在学校当老师，以学校为阵地，教育培养青年学生，发展党员，开展抗日和革命活动。
当时学校有个叫徐云的老师组织了一个读书会，先后吸收了十多个思想比较活跃、进步和积极参加宣传抗日的同学参加。这个组织实际上是党的外围组织，它向参加者介绍革命的进步书报，讲苏联的十月革命，讲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讲八路军、新四军抗日的故事。正是在这个读书会的启蒙下和进步思想的影响下，那时的我对革命、对共产党有了更新的认识，也更坚定了要参加革命、参加抗日、参加八路军的信念。
1944年7月，由党支部书记崔卓峰介绍，经过组织考察，我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负责领导学校学生部的“解放之友社”工作，1945年又担任了党支部书记。
在兴育中学，除了读书学习，我还接受了校长崔卓峰安排的一项艰巨的任务：负责通信联络，为党带信到社圩村郑伯等各个交通站和联系同志。交通站转为地下，往往只能单线联系，而且去送信要通过国名党的封锁线。当时日本军队和国民党军队在各路段都设有检查站，强行对过路人进行搜身检查，只要有嫌疑的，轻则关押，重则枪毙，各种机密文件传递变得十分困难。之所以在后来的革命斗争中我从未畏惧过什么，正是因为这项任务让我得到了充分的锻炼。
焦山战斗失利
1945年1月20日，在新兴县焦山村发生了焦山战斗。粤中抗日部队一个团和司令部近千人从高明、鹤山挺进过来。国民党158师全部到了高明、鹤山追打我军，县城只剩下地方武装。当时我们的计划是想突击攻打敌158师的驻地新兴县城，占领国民党县政府，扩大影响，然后主动撤出，向云雾山挺进，开辟云雾山区根据地，同时达到迫158师班师回援，撤离高、鹤，使新、高、鹤部队减轻压力。
当部队离开高、鹤进入新兴县靖安乡境内时，天色已黑，而且下着大雨，战士们浑身湿透，十分疲劳。不料国民党靖安乡长董宝初派人到高、鹤地区敌158师驻地，密告了我军进入新兴情况。当部队行军至东成乡东利咀茶亭时，遇到几位群众从县城方向来，问他们县城有没有国民党军队，他们随便说有很多，后查实只有两三百人的地方武装留守保护县城。当时我司令部领导罗范群、梁鸿钧、刘田夫、谢立全等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研究后决定不攻打新兴县城，改经十里村向天露山挺进。
部队行至焦山村时，我们错误地估计158师在高鹤地区，还未知我军去向，就算知道也追不上我们。当时有轻敌麻痹思想，岗哨没有加强，加上焦山村全部是小山岗，没有大山，背后是靖安、东成和高鹤地方，正面向社圩村。新兴县城是一片大平原，左边也是一片小平原和丘陵，相隔四五公里才到白马的山区地方，地势对我们来说非常不利。结果敌人很快追上来，前头部队扮成农民，披着蓑衣，很快接近并登上我们放哨的小后山。我哨兵即开枪打退敌人的前哨尖兵部队，但敌人大部队蜂拥而至，正在休息的同志听到后立即组织起来，吴桐、霍文等同志拿着轻机枪，冲上山头迎击敌人，但已经来不及了，敌军已占领山头制高点，居高临下，同志们虽英勇作战，但敌人人多势众又占领有利地形，我军处于十分被动地位，只好掩护部队撤退。在撤退时，司令员梁鸿钧等59人英勇牺牲，30多人受伤，50多人来不及撤退被俘。其余的部队分别撤退到恩平县朗底乡和新兴县合江乡，集中进行休整，撤退时，在天露山又受到地方反动分子崔星辉的部队拦截，这一战斗时粤中抗日部队损失最大的一次。
冒险探望狱中同志
焦山战斗失利后，我军有50多为战士被敌人逮捕，关押在新型监狱。新兴地下党曾多次打探了解狱中同志的情况，但因监狱守卫森严而无法取得联系。
那时，我才17岁，被安排在芦村小学担任教师，并担任村党支部书记。一天，接到中共新兴县特派员罗明同志的指示，到敌人监狱中探望被捕的唐贞同志。我不免有些紧张，从来没有见过唐贞同志，怎样才能在敌人眼皮底下联系上同志又不露丝毫破绽？困难大，情况紧急，但想到自己是一个共产党员，狱中的同志为了民族解放事业不怕坐牢，不怕牺牲，我怎么能被这点困难吓倒呢？我牢牢记住了罗明同志的话：与我接头的是一位年轻的女同志，在狱中自称胡金棠，澳门人，家庭贫寒，因为没饭吃才参加抗日队的，个子不高，有个黑门牙，我要以表弟的名义探望她。我默默地记住了“表姐”的特征，暗暗叮嘱自己一定要胆大心细，见机行事，完成组织交给自己的任务。
新兴监狱坐落在县城南街的国民党县政府旁边，被俘的人员全被关押在里面。男女监房用木栅栏分隔开来，监狱戒备森严，门口是看守室，狱卒荷枪实弹，守卫着大门和男女监房，不允许外人接近一步。
探监那天，我按照罗明同志的指示，穿上借来的一套童子军的衣服，扮成学生摸样，提着食物来到监狱大门口。守门的狱卒把枪一横，吆喝道：“站住，干什么的？”因我早有心理准备，就故意地大声说：“我是胡金棠的表弟，姨妈叫我来看她的。”狱卒打量了我一下，不让我进去，我拿出事先准备好的钱，悄悄地塞到狱卒的手里，狱卒见有“油水”，于是就装模作样地“教训”了我几句，摆摆手让我进去了，还一边大声地向监房内喊叫：“胡金棠出来，有人探你。”这时，我见到一个衣衫破烂、面容憔悴的年轻女子，正从女监那头向我走来，我断定她就是我要接头“表姐”。此时唐贞听说有人来看自己，也明白来人一定是党组织派来与自己联系的，她为了不使我认错人，一边走一边大声地嚷道：“谁找我胡金棠啊？”故意把黑门牙露出来，我马上走上去拉着她的手说：“表姐，是我。”就这样，两个素未谋面的“表姐弟”在敌人面前顺利接上了头。我按照预先准备好的暗语告诉唐贞说：“是姨妈让我来探望你的，家里人都很关心你，希望你保重身体，坚强地活下去，家里人都很好。”狱卒听到我们讲的都是一些家常话，感觉没趣，就走开了。这时，我趁机小声对她说，新兴党组织正在设法营救大家，希望同志们坚持斗争，并请转告男监的同志，写一份狱中详细汇报，下次来人时带走。唐贞也小声地说，大家在狱中都是坚持斗争，等到营救，争取出狱，请转告地方党组织。
回去后，我把情况向罗明同志汇报，他听到狱中同志坚强不屈地与敌人展开斗争，非常高兴。大约过了一个星期，罗明同志又派我第二次探监。我还是穿着那套童子军装，同样是以探望表姐的名义，为了安全起见，我把党组织给狱中同志的密信藏在豉油膏里。由于有了第一次探监的经验，我多塞了狱卒一些钱，狱卒见我上次来过，又受了钱财，很快便放我进去了，但在我和“表姐”见面的时候，狱卒一直在监视我们，不方便多说话，我就用眼神示意豉油膏里藏有密信。唐贞也一边接东西，一边利索的把狱中的汇报材料交给我，我藏好材料，离开了监狱。
到1946年夏，这些同志先后被营救出狱，出狱后，他们积极寻找部队和党组织，继续拿起武器为解放全中国而斗争。
北撤未成，回家乡坚持斗争
日本投降后，毛泽东、周恩来亲自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呼吁停止内战，共建国家。会议中商定同意把广东抗日游击队统称为东江纵队，集中坐美国军舰到山东去。根据谈判商定，南方局决定除把极少数骨干留下来安排在山区坚持隐蔽秘密的斗争外，各纵队排级以上干部和在地方工作已暴露身份的党支部书记以上的干部全部北撤。中共新兴县委决定由县委书记冯杨武带领我、崔学文经江门坐船到香港北撤。新兴县的工作由中共新兴县特派员罗明同志负责。根据罗明和冯杨武的指示，我辞去工作，准备赴港北撤。我们三人怕途中被人发现，于是分别坐上轿子，到了江门的旅店住下来，找到粤中特委负责人谢永宽同志。第二天下午他安排我们坐上一艘猪船，共10多人，全是准备北撤的同志。到了香港，在广东码头上岸后，来到弥敦道东江纵队办事处报到。过了一段时间，组织又把我们载到新界元朗，那里员是东江纵队广九大队的根据地和活动的地方，群众基础好。当时南方局对大家非常关心，总是想法设法让大家生活过得好些。我们在香港等了很久，也未等到上军舰北撤的通知，相反却传来国民党政府宣布：广东共军已全部撤离了广东境内，留下来的都是“土匪”，对这些“土匪”要进行清剿。南方局当即决定把部分骨干派回广东各地，采取合法、公开、隐蔽的各种形式开展工作和斗争。
1947年5、6月间，我们回到了新兴县，几天后见到了罗明同志。我被安排在国民党和平乡公所做事务员，任东区党的特别支部书记，联系和平乡、稔村乡、东成乡等区的党员和进步同志，并负责搜集敌人的情况。不久，特委决定罗明同志调任鹤山县工作，陈国璋接受中共新兴县特派员。后来又调来陈兴中同志到县中学任教，担任中共新兴县副特派员。为了便于更好地开展工作，经组织同意，我利用同村人苏汉卿任东成乡乡长兼东成乡中心小学校长的关系，在东成乡中心小学任教。
1947年初，上级党组织根据工作需要决定把我调到新、高、鹤地区，负责恢复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的工作。高明县、鹤山县在抗日战争时期，有部队在那里活动过，并曾经打入高明县县府所在地明城，占领过伪县长，开展武装斗争有比较好的基础。我被安排在增边村边坑小学任教，并担任合水区和合成区的区委书记。这个区群众基础比较好，但管辖范围很大，除了整个高明县合水区外，还有新兴县水台乡的杜村。良田村，鹤山县合成乡。的增边、刘屋、永罗咀等村，高要县活道乡的敖头村、大香山的北鹤、松文朗等村。
三四月间，我离开边坑小学，转移到高明县合水。后来，高明县合水、鹤山县合成、新兴县水台、高要县活道等几个乡组成合水区，我任区委书记。在合成乡时我叫刘志峰，到了合水乡就叫刘丽勋。7月，中共粤中区副特派员郑锦波从香港回来，传达南方局指示，要大规模地开展地方武装斗争。9月我又被调回新兴县。
智歼反动头子熊华
新兴县的和平圩、恩平县的尖石圩、开平县的鹤州圩，三圩的距离很近，做生意的商店不少，多是布匹店、杂货店和酒楼茶楼。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占领了三埠等地后，尖石、鹤州，曾有“小广州”之称。抗日战争后期，共产党员梁文华等人曾到尖鹤地区进行活动。1947年，广东地区先后恢复武装斗争，原在新、开、恩边坚持革命斗争的陈全、冯超、郑贞等同志，成立了新、恩人民保乡自卫大队。冯超任大队长，陈全任政委，开粮仓、打乡公所、打警察所等，并组织武工组各地宣传发动群众，反对国民党的“三征”，深得群众拥护和支持。当时盘踞在大沙乡的反动头子熊华是尖鹤六乡联防大队长，倚仗势力，妄图控制整个尖鹤地区。熊华在焦山战斗中，曾杀害过我游击队同志，现在又接受四邑联防剿匪指挥部司令周汉铃等指令，进行反动活动。9月，粤中特委负责军事的副派特委员郑锦波带着贺金龙和我从新高鹤率领一个直属部队来到尖鹤地区，冯超同志把新、开、恩的斗争情况向郑锦波作了汇报，为了把当地有影响、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梁茂林争取过来，郑锦波决定歼灭熊华的自卫大队，计杀熊华。
冯超同志与熊华有过来往，前一段曾说过请熊华喝儿子的满月酒，未能成功，计划再次以请饮儿子满月酒的名义约见熊华，将其杀死。大家认为这个计划可行，决定由冯超同志与熊华相约，并带7人的手枪组进去，由郑锦波指挥贺金龙和我率基干部队埋伏在外围，约定听到枪声，外围部队即打机关枪，以示有大部队已包围了熊华的驻地。
冯超同志镇静地进入熊华驻地，见到熊华时大家心中有数，但都表现得很热情。个人的警卫人员都按部就班部署各就各位，我们的手枪组人少，其中一位坐在房门口，装着无所谓的样子，很镇静，拿着前锋报看，用报纸遮住枪口，实际是对准熊华。而熊华的警卫当然不如我们的手枪组精干、机警，他们多是为找饭碗吃或强迫而来当兵的，且又未打过仗，这些人耍威风和欺压群众可以，但打仗不行，他们又紧张又麻痹，自恃人多，枪好，在周围站站立立，走来走去，也有把枪口对准我们的，当时的场面有点紧张。
熊华与冯超同志寒暄一番后，熊华主动睡倒在大床上，请冯超同志也睡下来，一起吸大烟。冯超说他不会抽大烟，但为了完成任务，不能不应付应付，也睡在床上，熊华先抽起大烟，冯超也拿起烟枪表示要抽了，他暗示坐在门口用报纸遮着枪口的同志，这位同志明白了，即对准向熊华开枪，但未打中要害，只打中了熊华的肚皮。熊华身上有一支三号左轮枪，他想起身用手枪打冯超，但冯超手疾眼快，立即用手把熊华压住，熊华起不了身，手枪还未拔出，冯超“嘭”的一声打中了熊华头部，另一位同志即上来，再向熊华加一枪，熊华动也不动地死去了。我们的外围部队听到枪声后也打响机关枪，敌人见此只有乖乖投降了。基干队的同志一面收缴敌人的枪支，一面派人将熊华老家的粮食、衣物分给当地农民。
智歼反动头子熊华，是开展“大搞”武装斗争的第一枪，也是第一次执行分局指示的具体行动，在当时的影响很大。10月，蕉园村的梁茂林宣布接受我军领导，把他掌握的武装部队改为尖鹤人民救乡独立大队，在鹤州乡井田村宣布成立，梁茂林任大队长，组织派罗明任政委，赵德任军事教员。郑锦波同志离开岗坪时把我留下来，并把缴获熊华用的三号左轮枪交给我用，也留下港币五元给我。因周围的村庄均姓梁，为方便工作，我改名换姓叫梁荣，住在岗坪，与村民称兄道弟、叔叔伯伯，并跟他们拜山祭祠堂，宣传党和游击队的宗旨政策，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工作开展的比较顺利。在新、恩人民保乡自卫大队陈全、冯超、郑贞等同志的帮助下，我们发动群众，组织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并根据特派员、广阳支队司令员郑锦波的指示，于1948年1月，在岗坪村梁氏宗祠宣布成立新兴县第一支革命武装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广阳支队新兴县人民游击独立大队。我任大队长兼政委。
解放新兴
1948年3、4月，组织派刚从香港回来的杨子江到来，郑锦波和他把新、恩人民保乡自卫大队及刚成立不久的新兴县人民游击独立大队的领导人、部队集中起来，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广阳支队第七团，由陈全、郑贞负责，把坚持斗争有丰富作战经验的骨干三四十人、轻机枪一挺和我带领的一个大队30多人及手提机枪一挺，合并组织而成。同时，也宣布成立中共新兴县委，党政统一领导，杨子江任县委书记、政委，陈全任团长，县委委员是陈全和我。为方便开展新兴的工作和扩大影响，决定保留新兴县人民游击独立大队的番号，我仍任大队长兼政委，在县委和七团的领导下，进行武装斗争。
1949年4月，新兴县人民政府成立，我任副县长，主持政府工作。我们除了发出成立县人民政府布告和告全县人民书，还以县人民政府的名义发出告国民党官兵书，敦促国民党县长陈国恒投降。
1949年10月18日晚，南下大军进入新兴县城，在县城与国民党驻军打了一仗，后因有急行军到阳江县拦截追歼国民党溃军省保二师4万人南逃的任务，在县城没有停留。我们在公平圩与大军会合后，于19日，由陈特、我和贺金龙率领主力部队300多人和部分区队、民兵近600多人进入新兴县城，接管整个县城。国民党县长陈国恒见大势已去，带着近400敌人逃到笔架山，后备我军全部消灭。从此宣布新兴县全境解放。
11月11日，新兴各界庆祝人民解放胜利大会在县城较场岗体育场举行。在有万人参加的会场上，红旗飘扬，鼓声震天，群狮起舞。大会结束后，还举行了庆祝大游行，盛况空前。
根据上级指示，中国人民解放军粤中纵队第二支队第七团和新兴县人民游击独立大队，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兴县人民武装大队，1952年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兴县人民武装部。
人物简介：
刘良荣，1927年生，广东省新兴县人，1942年参加抗日宣传和革命活动，194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先后任党支部书记、区委书记，1947年底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广阳支队新兴人民游击队独立大队队长兼政委，1948年4月任中共新兴县委委员，1949年4月任新兴县人民政府副县长。1954年参加援越。解放后，历任县委书记、粤中区党委科长、省委省政府机关处长、仲恺农业技术学院书记、学院董事会副董事长，省第五、六届政协委员；1993年离休后，历任省老区建设促进会副理事长、省关工委副主任、仲恺农学院关工委主任。现为省老促会顾问、省关工委顾问。享受副省级医疗待遇。
（转载自《源流》2011年12月号，总第20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