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2011年7月9日 羊城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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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仲恺（右二）和许崇清（左一）等在日本热海
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内的廖仲恺雕像
廖仲恺（右）和孙中山（左）
国民党领袖中，名字被用来命名大学的，今有孙中山和廖仲恺。前者是中山大学，后者为仲恺农业工程学院；
廖仲恺最浪漫的事情莫过于娶了何香凝这个“大脚婆娘”；最杰出的才华莫过于为革命理财成为孙中山的“荷包”……
一 与何香凝的天足之缘
廖仲恺祖籍中国福建，1877年4月23日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三藩市（旧金山）。其祖父廖景昌于清道光年间迁徙到广东省归善县鸭仔埗乡窑前村（今广东惠州市陈江填幸福村），开始以务农为生，后到香港经商致富。
1893年，父亲廖竹宾突然病逝，不久，母亲忧伤过度病倒。16岁的廖仲恺，扶着父亲的灵柩，携着病母和弟妹登上旧金山开往香港的轮船，辗转回到归善县。
母亲离开人世后，生活上他只有依赖叔父廖志岗。科考出身的廖志岗期望侄儿参加科考，猎取功名，耀祖光宗。在叔父安排下，他拜当地的硕儒梁缉嘏为师，攻读儒家的“四书” 、“五经”。
崇尚读书，女子不缠足，是“客家人”独特的风俗。廖竹宾至死不忘故土风俗，他临终时特别叮嘱儿子说：“小脚女人在外国被人看不起，你必须遵照客家人的习惯，将来娶一个大脚媳妇。”
当叔父督促廖仲恺成家时，他遵照父亲的遗嘱，提出要娶个大脚婆娘。廖志岗作为洋务官绅，虽对此不理解，但长兄遗训在先，也就没有二话。当然，侄媳妇不能是位大脚的村姑，而必须是名门的“千金”。
要在上流社会找一位大脚“千金”，确非易事。但世间的好事常有天作巧合，经过打听，很快得知香港地产大亨何戴家的九小姐就留有一双“天足”。
二 楼台斗屋“双清楼”
原来何香凝年幼时，受太平天国女兵的影响坚决不缠小脚，一次又一次将母亲给她缠的裹足布剪成了“花蝴蝶”。其父亲最后对妻子说：“算了，由她去吧！” 因此，她保留了一双大脚。
何香凝的父亲听说有人要讨一个大脚女人做妻子，不禁为女儿的婚嫁松了一口气。就这样，在“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年代，廖仲恺同何香凝于1897年10月在广州举行了婚礼。
他们将新房设在广州市河南三官庙的廖恩焘家里。这廖公馆是一个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起初，廖仲恺与何香凝借住兄长家一楼的一个房间，后来为了减少与嫂子的矛盾，避免侄儿侄女的嬉闹，在二楼左侧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居住。
每当皓月当空，促膝谈心的廖仲恺、何香凝有“人月双清”之感，他们于是将这楼台斗屋名为“双清楼”。后来廖仲恺还将其诗集取名为《双清词草》，何香凝别称为“双清楼主”，并将其诗画集命名为《双清诗画集》。
他们在“双清楼”度过了四五个春秋。后来，这对心怀远大志向和抱负、正在探索求国之路的爱国青年，离别“双清楼”东渡日本，迈出了由爱国走向革命的第一步。
三 追随孙中山加入同盟会
1903年1月，廖仲恺抵达日本东京，4月间何香凝也来到丈夫身边。他们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了间房子住下，取名“觉庐”。“廖体小而何高壮”，留学生们都笑其是姐弟俩，而何香凝因为那双“天足”，有了“何大脚”之称。
廖仲恺于次年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1903年9月一天晚上，廖仲恺与何香凝参加神田区中国留学生会馆的集会，孙中山简短的演说，吸引着留学生，廖何两人更是“听得入了神”。几天后，他们在黎仲实带领下，到小石川的“下宿屋”（旅馆）拜访孙中山。
彼此没有客套，“话题马上从中国的政治问题开始了。孙先生谈得很多，从鸦片战争谈到太平天国，谈到戊戌政变，谈到和团运动，谈到清政府腐败无能”，也谈到了“推倒清廷，建立民国”。令廖何“十分佩服，十分赞成”。
1905年8月7日，何香凝经孙中山、黎仲实介绍加入了同盟会，成为第一位女会员。8月20日，全国10多省的同盟会员100余人，在东京赤坂区灵南坂日人阪本金弥住宅，举行中国同盟会的正式成立大会。
此后，廖仲恺作为孙中山麾下的一员虎将，先后担任过同盟会本部外务干事、会计长及天津分会主盟人等职。
四 恢复财政金融备受称誉
广东于1911年11月9日“兵不血刃”地实现了独立，同月，廖仲恺一家由香港抵达广州。此后一年多时间里，他先后担任过广东军政府的枢密员、总参议、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
广东军政府的首任财政司长李煜堂是香港的老同盟会员，又是广东著名的银业巨商和慈善家，与广州的商界有着密切关系。广东独立之初，他“在港一夕而筹饷八十余万”，才使“所在哗噪”之各民军“就抚听命”。
廖仲恺作为李的助手积极开展了筹措军政费用的各项工作。财政司在广州总商会等认可支持下，头5个月先后从前清藩库、银行等处，提取大清旧纸币1223万余元，加盖财政司大印后逐月流通于市面。
同时，又成立筹饷局向海内外发行有息债券借饷，同期借饷达327万余元。还广泛开展了劝捐活动，5个月内共收到各界捐款126多万元。因此，军政府的饷政两费基本能够维持，广东财政金融也得以恢复和稳定。廖仲恺为此所做的努力备受称誉
五 广东军政府的财政司长
1912年6月，廖仲恺任军政府财政司长。他一扫前任喜欢任用亲朋故旧之恶习，坚持任人唯贤的原则，做到“署中无一私人”；为革除司内人员迟到、工作拖沓等积弊，他建立了上班按时签到的制度。
上班时间他常深入各科巡视工作，听取意见，令下情能上达、上下关系融洽；他廉洁自律，做到收受无一私财的同时，又严格财经制度和纪律，防止司内职员舞弊渔利。
很快，他便使财政司的面貌为之一新。一些在司中任职的老人称颂说，我等“供职财政十余年，所见官长不少，然无一能及廖之精勤廉洁者”！
面对库空如洗、收入无着的局面，财政司除了将前清官钱局的旧纸币盖印逐月投放市面，又于1912年自行印制纸币应市。据1912年8月广州总商会的调查材料显示：当时军政府已借用旧纸币1201多万元，发行新纸币1342多万元。
一时间，流通在广东市面上的纸币在2000万元上下，成为广东军政府的财政支柱。
六 欲筹建广东银行未果
广东军政府曾布告承诺“从前所发银票，以后仍由本军政府担任兑换，各商民等自可照常行使，不必疑虑”。但这种许诺因现银转输艰难根本无法兑现。
市面纸币因此出现了挤兑风潮，面值随之日趋低折。1912年4月间，“纸币每百元低水五元”。5月下旬，廖仲恺接任财政司长前夕，“省城纸币面值七折，市面摇动”。
时任广东官钱局总办的邹鲁在后来回忆说，广东纸币景象最坏时，“使用价值只值面值五成，而官钱局无法开门”。商民普遍不满，报界多次呼请维持纸币，廖仲恺也感到“数月以来，纸币价值日以低落，若不速从根本上解决，则政府、商民同受其损”。
廖仲恺向都督胡汉民提请借外债筹办广东银行：由胡督出面以军府名义向美商借款500万美金，为设立广东银行之用；由广东银行“以中华民国货币公债票、广东省政府纸币与银币公债票、外国金银币和生金银及三个月以内到期银单作为保证，发行五千万元纸币”。胡汉民即令财政司会同实业司从速筹设广东银行，但几度筹议一直无法解决。
七 回收纸币发行有奖公债
廖仲恺只好采取一系列的行政与经济治标措施，来维持广纸流通和市面金融。
一方面，用造币厂鼓铸的银毫有限地收回部分纸币。他与官钱局总办邹鲁商定：由造币厂加工铸造毫洋，同时在城内各处设立兑换钱庄，暗中提高兑收纸币的若干价格，以利吸收纸币。
造币厂全年共铸出“双毫8700万枚”，计1740万元，政府用它们兑换回笼了一批纸币。到1912年9月时，财政司已封存旧10元的纸币达400万元，并销毁其印版。
另一方面，发行有奖劝业公债，其中部分用以回收纸币和稳定金融。广东官银局1912年12月25日发行有奖公债1000万元，月息8厘，以10年为期还本。并设置6等奖励办法：头奖1个，30000元；二奖2个，每个10000元；三奖3个，每个5000元；四奖100个，每个80元，五奖500个，每个30元，六奖5000个，每个20元。有奖公债很快被认购一空，对稳定金融起了很大作用。
八 迅速遏制住纸币低折恶潮
1912年9月，广州市面纸币价格升至面值的八成九，佛山等地则升至九成；商号皆贴出“本号遵例，通用广纸”的告白，一律通用广东纸币。随着纸币升值，铜仙由原来的120多枚为一元，升为104枚折值一元。
但1913年后，广东纸币由于仍无筹备金为兑换手段，加上该年度省财政预算不敷1900万元，上年底又发生了日本人伪造粤纸币案，广纸之币值再次旋起旋跌。
此时，廖仲恺与广东警察厅长陈景华亲自参与日本人伪造粤币案的审理，及时公布了伪纸币并未流入市面的真相，迅速遏制住纸币低折恶潮。
1913年4月，廖仲恺呈请胡汉民通饬各地方长官，迅速查实属内各埠之殷商银号，由“政府与之订立章程，提高利率，托该处代理政府吸收纸币；并由财司通知各属设立储蓄机关，以济人民视低纸币之困”。以使广纸“渐臻原价”。
同时，廖仲恺让官钱局大量购买生银铸现洋。到5月底，“造币厂每日出银毫八万元解交财政司，均汇存司库及官钱局，所存银毫已有五六百万，闻拟存至一千万即行分设兑换处，以吸收纸币”。
九 践行“平均地权”第一人
廖仲恺首先推行广东地价税契法案，希望通过改革地税来增加财库收入，进而实现同盟会“平均地权”的土地国有纲领。
1912年6月，省临时会议通过了《广东换契简章》13条，规定“广东人民所有之不动产，经前清政府印给之旧契，一律由中华民国广东政府换给新契”，断卖契和典按契分别照原契价抽10％。、6％。的换契金。
此举虽然没有达到增加财库收入的目的，但却验证了孙中山“平均地权”这一民生主义纲领的可行性，凸现出廖先生是践行以平均地权为核心内容的社会革命第一人。
廖仲恺还以高利息第二次向省港行商募债达543万余元（含协助京饷借款140万元），开办有奖公债；整理省内赋课旧税和振兴实业。财政司还提出了规复酒捐、蚕丝捐、粮捐、屠捐、房捐、警捐的计划，并定了严惩偷漏税之办法。
到1913年5月初，军政府库存有生银50余万两，双毫300多万元。到8月，广东“二次革命”失败廖离粤时，“库中存有现洋七百余万，另有纸币数百万，此为民国以来财政当局所未见之现象”。
（周兴樑，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教授，中国近现代史史料学会副会长）
周兴樑
